黛安的真实之美

    照片是关于秘密的秘密，它告诉你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少。

——黛安·阿勃丝（1923—1971）

    “一对双胞胎被摆拍在一面白墙前，身体僵硬，表情奇怪。”这是很多人看到照片的第一反应。1967年这幅照片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后，这对双胞胎的父母认为这毫无美感的照片是对女儿形象的歪曲，要求不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印制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这么让人难以接受吗？凝视它你还看到了什么？会不会觉得双胞胎其实略有不同，甚至是各不相同？抑或是心灵的恐惧与不适？

    这张照片的作者就是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

    本文不过多涉及这位美国摄影师的生平，而就影像进行相关探索交流，但是必要的背景还是要交代。35岁前的黛安过着还算正常的生活，出身富贵、结婚生女，和丈夫一起合作拍摄服装；35岁后，她逐渐远离正常生活，离异并独立起来，作为自由摄影师抚养女儿；48岁时自杀。在自杀前的十几年中，她用照片率直表现那些几乎得不到社会承认的边缘人以及正常人“非正常的一面”。这些照片在当下或许见怪不怪，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创作和展出时引发争论，人们认为这些影像跟美无关，只有疏离感和恐惧。我却认为黛安的作品，是无与伦比的“美”。

    黛安的作品根据拍摄对象不同，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也是她具体拍摄的三个进程。第一个层面：她拍摄畸形人、异装癖、瘾君子、流浪汉、变性人、同性恋者、裸体主义者等这些怪人。她始终不渝地寻找他们，去他们的领地，交谈并和他们在一起。画面里的这些人友善随和而又保持距离感，照片属于环境肖像照。这些人在常人看来是遭人厌恶、躲避的。黛安不是疯了，也不是喜欢他们或想成为他们。她只是从怪人那里观察和感觉，并拍摄他们，这使她获得扎破现实的荒谬之感，她觉得他们既神秘又神圣。“怪人有一种特质，就像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人物，拦在你面前，让你回答一个谜语……大多数人都在‘恐惧未来会有什么创伤’的担忧中生活，而怪人天生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所以他们是贵族。”黛安如是说。

    第二个层面：黛安拍了很多正常人，尤其是当时上层社会的人。她用闪光灯从正面拍摄，在他们一贯的姿态中捕捉动作和表情，但却拍得很不一样。闪光灯的使用让摄影的技艺感锐减，却彰显了一种强烈的不适感——把人心中伪装的面具，或者说人多面性的其中一面或几面鲜明地勾画出来。黛安说：“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基本上只注意到他的缺陷。我们这样的天性是很怪异的，然而我们不满自己的这种天性，就创造了另一套伪装。我们的伪装就像给世界发出一个信号，让别人以某种方式来了解我们。但是你想要别人了解的你和别人眼中的你不一定一致，我称之为意图和效果之间的差距。”

    第三个层面：黛安选择拍摄天生智障群体。她被他们的“极端无知”所吸引。“他们完全没有自我意识。拍他们时，他们根本不注意我。在我的相机面前，他们就像些奇异的大孩子，一举一动都难以预料。他们可能极其活跃，也可能一动不动。当他们在草地上笨拙地嬉闹时，发出的声音千奇百怪：乱七八糟的咕噜声、痛苦的呻吟声、尖叫声……他们干什么都全神贯注，不管是试戴小丑的帽子还是揪别人的头发，这让我觉得既好玩又感动。”黛安用相机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拍摄他们的状态。她很兴奋，因为她觉得他们是那么的纯粹和纯洁。

    经过上述对黛安·阿勃丝作品的介绍，诸位是否能理解并对其作品有好感呢？我想答案仍是否定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各自人生中有着牢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例如只认美不认丑、只认富不认穷、只认喜不认哀、只认好不认坏、只认生不认死。殊不知这些丑、穷、哀、坏、死也是人生和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四季交替、生老病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诸事的两面才是完整的生命体构成。况且所有的两面都可以转换或多样认知，这在于怎样思考和体会。

    黛安这三类作品美在真实。谁也不想靠近怪人半步，黛安不仅靠近，更是连其老巢都拍给你看了。但是画面上除了有点怪异的感受之外，你是不是还觉得——有些稀松平常，和我们无异，甚至是有庄严感或是魅力。谁也不想在镜头前呈现自己“丑”的那些面，黛安拍常人的“丑”，其实只是抓住人千百个原本就存在的瞬间。存在即是美，即是生命。

    然而，黛安捕捉真实的原因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她厌恶揭示本质，仅是凭着与生俱来的直觉去做。产生于直觉的真实仿佛是种幻觉，而幻觉与真实交融相生的荒诞之感，贯穿了黛安作品及其人生的始终。

    真实是那么“美好”，真相是那么“迷人又不幸”。捕捉真实的猎手黛安，其自身的真相却是一位忧郁症患者，这是她家族的病痛，在35岁后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周边有这样的人，我们会鲜明地感知他们与常人的区别。因此，我大胆推测黛安作品中的荒诞感，并非其经历后的思考和领悟，而是来源于忧郁症的通感——恐慌。当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达到压抑的顶峰时，恰恰是摄影救了她。对怪人的追逐，让她喜欢又害怕，但总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对正常人的多面观察和表达，让她的情绪得到释放；而对智障者的拍摄让她焦虑的心趋于宁静。遗憾的是，摄影还是抵抗不过生理上的重度焦虑，最终黛安用自杀给这荒谬的人生交了答卷。

    斯人已逝，作品却经久不衰。我们不期望有她那样的经历和病痛，但是品味黛安，却有值得后来摄影者学习借鉴的地方。

    一是勇气。并不是说拍摄禁忌就是有胆量，而是你有没有勇气打开自己生命里的潘多拉盒子，回答自己的困惑，不管它是希望还是灾难。二是观察力。细看黛安的作品，所有画面元素的构成和相互关系都是通畅的，都在共同表达同一种气质和气场，这说明黛安在按下快门之前最短时间内凝结的观察能力。观察力是很复杂的话题，它包含着天生的资质和后天的训练提高，由审美和价值观决定，是一种综合的直觉。三是不预设过多。黛安曾说过：“我从来没有拍过我想要的照片，它们总是过于好或过于坏。”“我从不拍那些对我来说像幅照片的东西。”不预设，即并不刻意要求内容与形式，只是在最初有一个方向，过程中选择拍摄对象，然后观察体会，而它的意味也就此展现出来。这种方式或许在当今已经“落伍”，但不失为一种“放松”，在具体实施中反而会出现意料之外的收获。这也是摄影的一种特质——强调主、客观的平衡交融。

    作为同样用影像表达的我来说，黛安给予我这样的体会和收获——同情她的抑郁症，超越她的直觉，用影像方式思考，随时与这个世界交谈，和被拍摄事物“谈恋爱”，直至生命自然结束。

    最后，还是要加上一段关于黛安在摄影史上的描述，虽然我个人觉得不太重要。因为黛安不是时势造出的英雄，是她的魅力和价值引领了那个时代的影像。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界的反传统、反正统愈演愈烈。1967年，新纪实摄影展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其中包括了黛安和另两位先锋摄影师盖瑞·温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的作品。这些高度个人风格化的照片，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以1955年“人类大家庭”为代表的影展中所表达的浪漫、唯美、艺术性，以及充满道德使命的纪实摄影的统治地位的终结。摄影，尤其是纪实摄影继续向前，向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