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与业界，做“密友”还是“畏友”？

    “学界越来越少对我们业界声援。”“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关键时刻却总是保持习惯性的缄默。”9月19日，知名媒体人“石扉客”（新浪网副总编沈亚川的网名）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一个学术论坛上发言，对新闻传播学界与业界的关系提出尖锐批评，随即引起舆论热议。

    这一批评表面上看似是对学界的吐槽，背后则折射出令人担忧的学界与业界的关系现状。笔者去年曾在《中国报业》撰文，批评“新闻学界和业界有一种水火不容的怪现象——业界批评学界纸上谈兵，学界批评业界理论浅薄”。这种“彼此不屑”，难免会进一步恶化二者的关系，从而导致新闻实践与新闻教育“两张皮”的现象。

    明代苏竣在《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分为四种类型：“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和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以这四种分类来衡量，存在诸多交集的学界和业界，既非“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的“贼友”关系；也非卿卿我我、互相吹捧的“昵友”关系。那么问题来了：二者做“密友”好，还是做“畏友”好？

    作为从业界转到学界的过来人，笔者认为，根据当前的社会分工，以及学界与业界工作性质的差异，二者的关系并非“缓急可共，死生可托”的“密友”关系，而是“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的“畏友”关系。

    “畏友”者，诤友也。也就是可以直言规劝的道义上的朋友。这种朋友关系的双方，信奉的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君子和而不同”。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如果说业界的角色是这样的社会监督者，那么新闻传播学界的角色，就是在与业界良性互动的关系框架内，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业界的劳动产品、行为方式等进行研究，对媒介文化、媒介权力、媒介现象、媒介文本予以理论阐发，并对媒体人及其产品予以鼓励、批评与监督。

    “石扉客”认为，“外滩踩踏事件以后，深圳的姚贝娜事件也被学界放大了。还有马航的空难事件，老师们非常非常喜欢批评这类事件。我觉得这个批评当然重要，但是我们业界已经被学界老师们批评这么多年了，我们也慢慢成熟了，这些东西很容易改的，任何一个流程正常的部门主任或者总监都能够把关的。”实际上，涉及媒介行为、媒介伦理道德的批评，都是媒介批评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关学者不可能因为业界“很容易改”“能够把关”就视而不见，因为“过失相规”也是“畏友”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必须承认，“石扉客”击中了业界和学界关系中“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也就是学界“该出手时未出手”，特别是在涉及舆论监督、新闻工作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对业界的支持不够给力。因此，“石扉客”建议：“各位老师在确保你们的项目，确保你们的课题和你们的职称之外，是不是能多一点公共参与。”

    要做“畏友”，“过失相规”易，“道义相砥”难。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其胸怀与情怀的象征。如果说时下一些学者的“公共性”较弱，那么除了教学、科研的压力，以及担心卷入舆论漩涡会影响工作方面的顾虑，也不排除会有一些学者与业界人士在价值理念认同方面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

    2010年10月，作为美国“当代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之首的乔姆斯基在北大演讲时提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不能满足于对公共事务“发些知识分子的议论”，更要善于从理论的角度和批判性思维出发，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作出有说服力的阐释和预测。从学界与业界关系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学者还是记者，都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主流文化建设者，都应该“伐恶效狮吼，逢善魂相就”，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携手共进、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