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入”“心入”“情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谈到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时，特别提到了作家柳青，并对他“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生活实践与创作追求给予高度的评价。作家如何做人，如何为文，柳青给人们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也为同行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自1948年雪苇发表评论《种谷记》的文章，到1978年柳青因病逝世，作为作家的柳青，被人们评说了30年；自1978年逝世到21世纪的今天，作为故人的柳青，被人们怀念了37年。一个作家，无论是在世还是离世，都被人们不断地评说着，持续地纪念着，这种情形在中国当代文坛并不多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谈到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时，特别提到了柳青，并对他“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生活实践与创作追求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确实，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沉潜于生活深处，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在柳青而言，已是信仰一般的理念，高度自觉的实践。因而，这使柳青在做人与作文两个方面，都以其合而为一的独步一时，堪为人之楷模，文之典范。

    柳青从事文学写作之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的锻磨与历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38年到延安和1943年从文艺机关下乡担任乡文书时期的锻炼与“转变”。这种直接地置身基层，深入地接触实际，让柳青完成了长篇小说《种谷记》的写作，更让柳青深刻认识到“一个修养完备的作家，是在实际生活、马列主义和文学修养各方面都很成熟的。这样的作家可以写出光芒四射的作品”（柳青《转弯路上》）。由这样的切身体会出发，柳青一直坚持着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作家要想作好文，先要做好人。他于1973年《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在《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时，他又指出：“一个对人冷淡无情和对社会事业漠不关心的人，无论他怎么善于观察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也就是说在生活或工作中要有热情——热情地喜欢人、帮助人、批评人或反对人……”柳青认为，做人是首要的，作文是做人的自然延伸；生活的态度是首要的，创作的姿态是建立在生活的态度基础之上的。因此，他自1952年5月到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举家深入，义无反顾，一下去就是14年，一直到“文革”挨整和身体患病。

    落户皇甫村的14年，与其说是柳青作为作家深入生活的14年，不如说是柳青有意地“去作家化”，自觉自愿地融入农民的14年。在这14年中，柳青是真心实意地去做一个基层工作者，乃至一个普通农民的。人民日报记者徐民和、谢式丘在《在人民中生根——记作家柳青》的报道文章中，十分传神地描述了柳青由外到内的“农民化”：“柳青完全农民化了。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和关中农民一样，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他穿的是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站在关中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呢？”在皇甫村村民的眼光里和心目中，“这个黑瘦的老汉，和他们一样，也是个庄稼人”。柳青住的中宫寺是干部们的“会议室”：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就聚到这里找柳青给出主意，有时党的支部会也搬到这里来开。柳青住的中宫寺又是群众的“问事处”：那些庄稼人遇到愁心的事，总爱上这里，蹲在脚地里，跟柳青掏心地谈上一阵，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甚至家庭纠纷、小孩生病，也来找柳青评公道、寻药方……在这里，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当好一个庄稼人，是柳青更为在意的，至为看重的，他也真真确确地做到了，切切实实地实现了。

    作家如何做人，柳青给人们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也为同行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其基本的要义就是：不要做社会的旁观者，要做现实的介入者；不要做生活的客居者，而要做生活的主人公，让自己成为所描写的农民群众中的一员，彻底打通写他人与写自己的固有界线，把生活的感受与激情，欣忭与困惑，烦恼与欢乐等等，内在地化合为感觉的放达、情感的宣泄，安全摒弃闭门造车、盲目想象的写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柳青的扎根乡间14年的个人实践，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树立了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标高的极限，这是今天的文学人所难以企及的，因而也是我们应该奉为楷模而心慕手追的。

    14年不打折扣的农家生活，促成了柳青的成功转型，也造就了经典作品《创业史》。得悉柳青因身患重病而难以完成《创业史》第一卷之后的写作，曾经是作品人物原型之一的董廷芝老书记深情地说道：“希望他好好养病，能把四部书都写出来。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质朴的语言与深切的期盼，所包含的对于柳青的首肯是坚定的，认知也是独特的。“别人写的”与“他那样的”，分别都是什么样的呢？在董廷芝未及详述的语言里我们大致能感觉到，“别人写的”，多半是隔靴搔痒，旁敲侧击，甚至是冷眼旁观，居高临下。而“他那样的”，则一定是直言骨鲠，径情直遂，别开生面，钩深致远。一句话，“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自然而然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一部《创业史》，尽管涉及特定时期的合作化运动，尽管历经了55年的沧桑演变，但仍然被专家和读者视为当代的经典力作而不断解读，被大众读者视若“不隔”的文学佳作持续热读，盖因作家立足于生活的深处，撷取时代的激情，写出了社会变迁在人们心里激起的层层涟漪，在精神世界引发的深层悸动。柳青一再说他的《创业史》，表面上写的是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写农民走进新时代之后，对于公有制、国家化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即从私有到公有，从“小我”到“大我”的心理变迁与精神成长。从梁生宝、郭振山、高增福、改霞等，到梁三老汉、郭世福、郭士杰等，都是这一历史巨变进程中不同阶层人们的典型代表，他们以各自的自然反应和精神变异，既体现着旧时代农人的蜕变与新时代农人的成长，也折射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艰难前行的某些侧影。社会的重心是人民，人民的内核是心灵。正是着眼于心灵深处和精神层面的博弈与变异，使得《创业史》卓具超越历史限定的深厚内力，而成为人们认知合作社时期社会剧烈变动引发农人心灵变动的一部史诗性作品。

    扎根皇甫村的14年，柳青除去创作《创业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之外，还写作了一些关于耕蓄饲养的经验总结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建议文章，如《耕蓄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等。这些实用性文字向人们表明，柳青是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替他们着想，为他们代言的。把这些实用性文章和《创业史》放在一起来阅读和考量，我们更可以见出柳青作为一个现实介入者、生活实践者的殷殷之怀、拳拳之心。

    饶有意味的是，柳青写于1972年的充满乡土情怀与新异见解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文章，主要的意见是：陕北要改变“以粮为纲”的经营结构与传统模式，要根据具体的土壤、水文、气候等特殊条件，改为“苹果产区”，建成“我国先进的经济区”“世界著名的苹果园之一”。这个在当年极具超前性乃至预言性的建议，在经历了43年的翻覆与折腾之后，终于形成了上下的共识，成为了生动的现实。现在的陕北，以洛川苹果为代表的陕北苹果已成为基本的经济作物，并作为驰名品牌畅销全国，走向世界。今天的现实，被柳青在43年前以吁请的方式而言中，这是柳青深入生活，研究生活的结果，也是柳青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的一个典型例证。

    置身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造影，为人民代言，真真正正做到“身入”“心入”“情入”的三位一体，这是柳青在为人和为文的人生历程中一直践行并始终不渝的，这也是柳青提供给我们最为重要的经验，最可宝贵的财富。因而，他当之无愧地是人民的作家。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