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女儿的幼儿园邀请婆婆去参加孝老活动,我才想起来,10月21日是重阳节。
二十个孩子的班级,涌进了数十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空间被圈定在幼儿园、超市、小区的三角形之内,生活时间按儿孙辈的工作学习节奏定型,好不容易有一次自己当主人公的文化活动,马上倾注了别样的热情。
也许所有的普通老人都在过这样的日子。在重阳节的新闻中,有报道聚焦那些晚年离开故土来大城市与子女长期同住的老人,称他们为纠结的“老年漂”群体;有报道关注空巢、孤寡老人,称他们亟待精神关怀。各种报道的细节互相交织,无不透露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固化和文化生活的荒芜。
一老一小的社会两极,文化生活相差太多。如果谈起孩子的文化活动,每个家庭都会滔滔不绝。但如果问起老人的文化活动,很多人肯定会一时结舌。他们到底在玩什么,在读什么,在看什么?
普通老年人会去看电影吗?今天,当一部电影还是编剧手中的两页纸时,制片方就已经在充分考虑“90后观众占比58%”的前提了,就已经把故事的受众廓清了。所以,中年人的故事也要按青春片的逻辑展开,战争片、灾难片也要借鉴偶像剧模式,年轻人的喜好被取悦,老年人的关注点被漠视。不要说很少看到一位老年人在走出电影院时开怀大笑或热泪盈眶的景象,对很多老年人而言,去看电影本来就“不是我的生活”。
电视剧会安慰到老年人吗?答案恐怕也并不乐观。在热播的伦理剧中,老年人常常以脸谱化的形象出现——或是疯狂逼婚的母亲,或是恶斗儿媳的婆婆,或是神神道道捧着中药罐子、念着养生段子的父亲、爷爷。他们如同没有任何“前传”和成长经历的木偶,突兀生硬地插入年轻人的生活叙事,与自我革新和个性解放作对,演绎着羁縻现代生活的陈旧意识形态,最终完成被扬弃、被跨越的角色功能。我不知道老年人能否把感情代入这样的角色,但这种代入肯定是不舒服的,也是不公平的。
如果一个老年人要读书,很少有社区图书馆或社区读书会可供选择;要听讲座,也罕有不卖药、不卖理疗仪、不推销理财产品的公益课程。老年大学和大型图书馆更无法直接救济到普通老人——老年大学早已一座难求,而如果按照老年人八点送园、十二点做饭、五点接孩子的生物钟,频繁往返城市大型图书馆也是不可能的。当然,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不管处于哪个年纪都有能力自己寻找精神空间,但绝大多数被称作“老张老王”而不是“张老王老”的普通老人,却要实实在在地依靠大众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来改变晚景。
我明白,面对这样的情况,家庭要首先自我反省。但该反省的,肯定不只是家庭。不然,我们的老人真就只剩下广场舞这一个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