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成本

    产业空间集聚会给集聚区内的企业带来外部经济效益、创新效益和竞争效益，所以企业有集聚发展的动力和趋势，但是，有些因素会严重制约企业的集聚发展。从成本角度来看，影响产业集聚的成本有两类，分别是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并且这两类成本相互关联和制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成本可能很低，但较强的制度壁垒或欠佳的基础设施状况可能会造成较高的贸易成本。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便利的贸易条件和较低的贸易成本而生产成本较高，也会影响企业向该国家或地区集聚。企业向一个国家或地区集聚，看重的是该地区的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总和，过高的贸易成本可能会抵消节约的生产成本，反之亦然。

    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成本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成本的因素主要有该地区与其他地区间在制度、政策、法律和法规方面的差异程度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前者属于“软”性因素，后者属于“硬”性因素。

    “一带一路”目前共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来有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展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有利于经济资源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形成更加有效的配置，从而提高各类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涉及国家和地区多，也势必会造成较高的软性和硬性贸易成本，但是相对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得以降低，因此，短期内，降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成本将有助于不同产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间进一步优化布局，较快形成新的跨国产业分工与空间集聚格局，发挥相关国家和地区各自的比较优势，并最终有助于“一带一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福利改善。

    在分析贸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时，还要区分不同产业对不同类型贸易成本的敏感程度。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各自的特点不同，两种产品对不同类型的贸易成本敏感程度也不同。制造业产品是有形成品，有形产品的运输主要依靠公路、铁路和水运，所以制造业产品的可贸易性和贸易成本更容易受到地区间交通运输状况的影响。因此，“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在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对制造业的集聚影响较大。为促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企业向生产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有效地自我集聚，在长期中发挥集聚效应，就需要加快完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及其互联互通。但仅依靠这些传统的交通运输网络的互联互通还远远不够，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方来看，虽然有形的制造业产品可以通过这些传统的交通运输网络被运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由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制造业不可或缺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已经逐步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如果仅将制造环节向一些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和集聚，可能会导致较高的服务业贸易成本，因为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缺乏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支撑（如研发、设计、金融、营销、法律、会计等服务），没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这种只因较低生产成本而形成的产业集聚不可能长期有效持续下去。另外，从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方来看，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往往是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一般初始投入较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甚至接近于零，即这类服务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较为明显，因此，为了寻求更广泛的客户，跨国贸易也就成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重要选择。

    综上所述，为了能在“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更大程度地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有效的产业集聚，不管是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方还是供给方来说，服务业的开放与贸易都尤为重要。作为制造业重要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服务业产品的无形性、不可储存性以及合同密集性等特点，决定了服务贸易容易受到不同贸易国间制度、政策和法律法规等差异的影响；另一方面，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性的特点，决定了其贸易性和储存性越来越受到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贸易国间的制度、政策和法律法规差异越小，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就会越低，信息通信技术越发达、应用越广泛，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也越低，所以，为降低制度、政策和法律法规等差异所带来的服务贸易成本，应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和地区间的政府协调作用，以协调并减少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因制度、体制和政策等差异造成的各种障碍，降低由于软性因素造成的服务业贸易成本。此外，还应进一步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应用，特别是加强信息通信网络的互联互通和技术标准的相容性，使一些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技术更加便利地为其上下游产业提供跨国服务。

    总之，加速“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降低各类贸易成本是关键。各国应共同努力降低各类贸易成本，这不但可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有效优化配置各类经济资源，还可以使各类产业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有效的集聚，进一步释放集聚效应，最终提高“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共同福利。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商学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90128〕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EYC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