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齐盗跖俱亡羊

    张景，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3级博士，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庄子的双重生存世界》。

    博士导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张松辉

    通讯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陈霞 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郭建勋

    关于《盗跖》作者，是一个争议很大且持续千年的问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它是庄子的作品，但后来包括苏轼、王夫之在内的众多学者认为《盗跖》与庄子思想相抵牾，因此不仅不是庄子作品，而且也不是庄子学派的作品。对此我持异议。我认为，《盗跖》主旨与庄子思想完全一致，虽不能断定其出自庄子本人，但至少也应属于庄子学派的作品。

    从整体思想看，庄子不仅反对坏人，也批评世俗圣人。坏人残害百姓，抢掠财富，固然可恶可恨；而世俗圣人为了提高人们品行，建立美好社会，人为地拔高仁义标准，并为此设立各种奖励措施，世俗圣人设立这些措施的主观目的虽然善良，但客观上却诱使世人为达到这一标准以获取奖励而去作伪，于是世俗圣人提倡的仁义便被坏人所盗用，成为坏人谋私行凶的工具。《庄子·胠箧》说：“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圣、勇、义、智、仁是世俗圣人提倡的美德，而大盗却利用这些美德去结伙作恶。

    庄子举田氏之乱以说明“仁义”是如何被盗用的。田氏用小斗收税、大斗出借的办法“行阴德于民”，从而用“仁义”手段获得了“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效果，以至于最终能够弑君篡政，变姜氏政权为田氏政权。不仅权贵盗用“仁义”，普通百姓也盗用“仁义”。《庄子·外物》说：“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住在演门的某人因父母去世悲伤过度而变得瘦弱不堪，宋君因为他孝心感人而任命他当了官师，此人的乡党为了盗取官位，便纷纷效仿，结果死了一半。

    一旦世俗圣人提倡、奖励仁义之行，全国上下，从贵族到平民都争先恐后地把自己伪装成“仁义”的模样以窃取名利。这是一幅多么可怕且令人作呕的景象啊！

    庄子反对褒奖仁义行为，并不意味他反对仁义。庄子反对的是用来实现仁义的手段，而非仁义本身。《庄子·骈拇》说：“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庄子认为人性中本来就包含着仁义，远古时没有世俗圣人的道德教育，人们“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庄子·天地》）。后来的世俗圣人开始标榜仁义，并且拔高仁义标准，而拔高后的仁义就好比在正常的五指之外多长了一根手指，在正常的身体之外多加了一块赘肉，不仅无益，反而搅乱了人的美好天性。庄子反对的不是天性中所固有的仁义，而是世俗圣人外加于人的“仁义”。

    《庄子·骈拇》说：“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牧羊时，臧忙着读书，谷忙着玩耍，虽然二人所做的事情有好坏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都把羊弄丢了。伯夷这样的君子为了美名，盗跖这样的坏人为了财利，二人品行不同，但残生伤性的结果却是一样。于是庄子得出结论，虽然世俗圣人和坏人的行为不同，但其行为结果却是一样：同样破坏了人们的美好天性，搅乱了社会的美好秩序。苏轼对这一思想不仅熟悉，而且认同，所以他的《薄薄酒》写道：“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可惜的是，他在评论《盗跖》时却忽略了这一点。

    特别要指出的是，庄子在批评世俗圣人的同时，又始终对这些圣人持崇敬态度。因为庄子认为，世俗圣人是在真诚地、甚至是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去挽救这个动乱社会，可惜的只是他们选错了方法，走错了道路。

    明白了庄子对世俗圣人和坏人持双重否定态度，也就明白了《盗跖》与庄子思想的一致性。

    在《盗跖》中，盗跖是坏人的代表，孔子则是世俗圣人的代表。盗跖“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甚至“脍人肝而餔之”，穷凶极恶，毫无人性，庄子绝不会赞成这样的元憝大凶。孔子则是世俗圣人的代表，他真诚地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上说下教，把那些元憝大凶改造为他所希冀的仁义之人，从而恢复社会的安定。

    孔子见盗跖之前，柳下惠就介绍了盗跖“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的残暴性格，提醒游说盗跖要面临极大危险。但孔子为了拯救百姓和盗跖本人，甘愿冒险前往。这种为了百姓甘下地狱的品质，不仅是《盗跖》中的孔子品质，也是历史上孔子的真实品质。

    在《庄子·人间世》中，接舆曾对孔子说：“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接舆和孔子都认为现实社会是一个黑暗社会，不同的是，接舆对这个社会是绝望的，认为孔子“临人以德”的方法，不仅无法挽救社会，还会为自己带来无妄之灾；而孔子对这个社会还抱有一线希望，他突无凝烟，席不暇暖，为改造坏人、拯救社会而四处奔波。

    孔子游说盗跖，就是接舆讲的“临人以德”；孔子失败而归，就是接舆讲的“何如德之衰也”和“殆乎殆乎，画地而趋”。接舆断定孔子用仁义说教无法改变坏人品行，结果也正如此，孔子用仁义原则去规范盗跖的行为，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差点儿搭进了性命。

    学者认为《盗跖》真正诋毁孔子，可能是指这类文字：“孔子……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如此描述圣人，确有大不敬之嫌。然而如果放在先秦社会的大背景下，这些描述并没有在本质上破坏孔子形象。《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丧家之狗”这一形象，是别人、也是孔子自己对自己的描述，这一描述的“毁贬”程度与《盗跖》对孔子的描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我们不认为“丧家之狗”是对孔子形象的本质贬损，也不必把《盗跖》对孔子的描述视为本质贬损。

    孔子不带任何个人目的却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劝告盗跖放下屠刀，他是真诚地在为百姓谋福。可惜的是，他希图用仁义说教来改变大盗的品性，只能碰壁，这也是对“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史记·儒林列传》）的一种另类诠释。

    《盗跖》中的孔子品德是高尚的，是难得的世俗圣人，但还比不上道家圣人。也就是说，庄子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世俗圣人既有尊敬的一面，又有批评的一面。批评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孔子主观愿望虽然美好，但客观上却无法挽救社会。庄子站在道的立场上，既否定了大盗的罪恶行径，又否定了世俗圣人的治国理念，但这两种否定有着本质不同，依照“论心不论事”的古训，世俗圣人的“心”是好的，因此本质是好人；盗跖的“心”是坏的，所以本质是坏人。这是庄子的一贯立场，而《盗跖》并未违背这一立场。《盗跖》作者让孔子与盗跖相互责难，相互批判，并通过世俗圣人与大盗的争辩来证明自己治国理念的正确性。至于庄子的治国理念是否真的就比孔子正确，则另当别论。

    据此我认为，《盗跖》与庄子思想一致，更何况《史记》明确指出该篇为庄子作品，因此把《盗跖》排斥于庄子学派作品之外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