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节日动员

    节日是人类社会在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对事件或人物进行记忆的时间节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形成群体认同与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载体，发挥着规范群体价值、凝聚社会情感、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造传统节日、创造革命节日、引进国外节日，将节庆活动纳入到革命宣传的话语体系内，为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根据地节日动员的分类及形式

    抗战时期，根据地节日动员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节日。这类节日与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信仰观念及农事活动紧密相连，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将革命主题引入其中，使节日与革命动员工作紧密结合，将节日作为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最佳时间节点。二是中国革命、国际共运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纪念日，包括党的诞生纪念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七七事变”纪念日、纪念马克思诞辰的“五·五”学习节等。这些新节日是根据革命和时局发展的需要选择和再创的结果，不像传统节日那样有可供因袭的惯例，使得我们党对新节日拥有更多话语权，更便于开展社会动员。三是西方现代节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有意识从国外引进了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节日，例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如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三八妇女节工作安排的指示，提出三八妇女节期间在延安组织妇女生活展览会、妇女运动大会、群众大会和晚会等活动。在新旧并存、新旧融合之下，节日不仅成为民众娱乐的时间节点，更成为根据地政府进行革命宣传动员的重要手段，而节日、纪念日的群众动员从内容到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群众集会。一般说来，群众集会声势浩大，气氛紧张、热烈，容易激发人民的革命情感和革命意志，抗战时期重大节庆或纪念日基本上都少不了组织群众集会。为强化动员效果，群众集会往往都要领导动员讲话，不少节庆日还进行武装检阅、举办各种竞赛演讲等。如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并发表讲话，号召青年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奋斗。1941年3月8日，晋察冀边区万余妇女集会，会后进行了妇女武装大检阅、妇女用品展览和游艺表演。

    年画对联及图片展览。过春节时家家户户要张贴对联和年画是重要的民俗。根据地充满革命和战斗激情的春联、年画是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抬伤兵，送茶饭》《开展民主运动，选举好村长》一类的抗日年画，“反分裂反投降赶走日寇万民乐；要团结要进步收复失地四海安”“参加八路，保卫家乡”“群策群力抗战到底，一心一德争取胜利”等新春联在抗日根据地随处可见。民众在张贴新年画、新春联的过程中逐渐接受我们党的抗日主张。

    节日娱乐。扭秧歌、踩高跷、演戏剧，唱各种小调、歌曲等，丰富多彩的节日娱乐，深受民众的喜爱。为充分发挥其政治动员功能，各根据地在组织节日娱乐过程中，特别注重营造一种全民狂欢的热烈气氛。“每到一处笙管齐鸣、锣鼓喧天”，“随便到哪里，都看得见歌舞的喧闹”，这种气氛对强化民众的集体凝聚力，激发革命斗志具有重要作用。1943年春节期间，晋察冀边区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热闹场景极大鼓舞了民众的信心，他们兴奋地表示：“事变前也没这么活跃，真是快胜利了。”（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册第153页）

    优待抗属。在节日期间慰劳军人及其家属，对抗属发放不同数量的优抗粮，开展“赠送年礼运动”，很多情况下根据地领导干部也会到抗属家里进行慰问，一起贴春联、送饺子，共度佳节。这些活动虽不是直接的、正面的战争动员，但这种关心和慰问使抗属感受到革命的无限光荣与自豪，进而影响和带动其他民众的参军热情。

    二、节日动员的特点

    党和政府积极引导。节日娱乐深受民众的喜爱，但旧有的节日娱乐在内容上与根据地政府宣传和发动群众的需求相差甚远，如传统戏剧多是宣传封建礼教、忠义观念，舞台主角则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鉴于此，党和政府对节日娱乐积极进行引导，每逢节日来临之际，各根据地都要召开宣传会议，或成立宣传委员会，对宣传的范围、内容、方式均作详细规定。1942年春节，晋察冀边区号召，“为了使群众易于接受我们宣传教育的内容，应该采取民间喜闻乐见的一些形式”，“在新年娱乐工作的内容上，应富有教育的意义，密切地联系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特别是目前我们边区一些中心工作，如实行志愿的义务兵役制、村选、节约生产等等。”（《广泛开展旧历新年的文化娱乐工作》《晋察冀日报》1942年1月30日）

    服务时代主题。1937年至1945年的时代主题是全民族团结抗战，节庆活动也一以贯之地服务于这一主题。如抗战时期历年的“三八”纪念活动，既关注妇女解放，又服务于抗日大局。1944年2月，山东分局发布《关于纪念“三八”与开展妇女工作的指示》，指出“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口号，动员广大的妇女，尤其劳动妇女，积极参加根据地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主要是纺织生产。”“拥军是与争取妇女解放不可分离的实际任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0—261页）

    寓教于乐。抗战时期节日文化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更是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的工具，根据地政府将抗战的革命主题融入节日娱乐，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使民众在参与和观看的过程中受到革命教育。如1944年元旦到春节期间，晋绥革命根据地上演的《王德锁减租》，剧中“受苦人要齐心，翻身只有要靠自己”的口号声响起，台下齐声响应，观众说：“要前几年就来演，咱们早减彻底了。”干部说，看一次《王德锁减租》比他们开几天会都顶事。”（《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回忆录》，第114—115页）

    民众既是动员的客体也是主体。根据地的节日动员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广的，民众不再是节日活动中的围观者、欣赏者，而逐渐变成活动中的参与者、演出者。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念深入人心，节日文化活动也更注重以乡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来教育群众，诸如生产、识字、减租、支前和打鬼子等，都编进了戏剧、秧歌、小调和快板书中，“使农民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入戏，可以像古代英雄豪杰那样被人传唱，从而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当然，农民因此也感觉到了自己抗日行为的意义所在，意识到原来打打鬼子冷枪，摸伪军的岗哨，支前抬伤员，生产交公粮对整个民族和国家有如此大的意义”（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三、节日动员的成效

    抗战时期的节日动员，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效显著。

    唤醒了民族意识，凝聚了抗战力量。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各种节庆和纪念活动，传播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让民众对民族的危机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和爱国精神，激励他们纷纷走上拥军支前和抗战的前线。

    宣传了党的政策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抗战时期，纪念活动是我们党重要的话语方式，通过刊登社论、纪念文章及领导人发表演讲等阐述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同时，借助各种节日和纪念活动，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业绩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成就，提高了党的威望，坚定了群众跟党走的决心。

    活跃了军民的文化生活，密切了党群关系。丰富的节庆文化，打破了战争带来的压抑和沉闷的气氛，有助于根据地军民放松身心、振作精神。同时，根据地的节庆活动军民同乐，密切了党和群众关系。例如1944年春节，在晋绥抗日根据地，七月剧社为当地军民表演。一位老大娘感慨：“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军队给老百姓拜年，咱八路军和老百姓真是一家人。”（《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回忆录》，第114—115页）

    （作者吴小妮 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创新研究”〔13CZZZ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