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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17日 星期六

    融媒作品

    周公“制礼作乐”与当今的道德建设

    作者:彭林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17日 06版)
    演讲人:彭林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现场。鲁博摄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现场。鲁博摄

        编者按

     

        9月17日,由中宣部指导,光明日报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30场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彭林作题为《周公“制礼作乐”与当今的道德建设》的演讲。彭林引经据典,精彩地论述了礼乐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历史贡献,并阐述了周公“制礼作乐”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来自全国的298万网友收看了节目,21.7万网友通过微博、论坛等参与了交流互动。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礼”的概念,在中西文化中都有。西方文化中的“礼”属于交际手段,而中国文化中的“礼”,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礼也者,理也”,两者互通。所有跟道德理性有关的规范,包括个人修养、人际交往法则、国家典制乃至天人关系,都属于“礼”的范畴。比如《周礼》以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掌邦政,全都属于“礼”。再如,《礼记》的《月令》篇,按一年12个月为序,记述天象、物候、政务、法令等,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节律安排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例如在春天不许掏鸟窝,不许砍伐幼树,不许捕捉怀孕的兽,这些也都属于“礼”。儒家的任何理念,都是通过“礼”来变为现实的,所以说,“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撇开“礼”谈中国文化,就把中国文化谈虚了、架空了。

     

        周公“制礼作乐”开启了中华文明新局面

     

        中国人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文明区,经过几千年的交流与会通,形成了灿烂的夏代青铜文明。到了商朝,富庶的生活使贵族阶层腐败堕落,精神空虚,他们迷信鬼神,自信能永远占有社会财富和人民。由于民心丧尽,牧野之战中,商纣的军队阵前起义,商王朝顷刻覆灭!周公开始思考,如何保证新政权的长治久安?周公没有“以暴易暴”,而是按照全新的理念来展开新政权的制度建设,史称周公“制礼作乐”,由此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崭新局面。

     

        “制礼作乐”的第一个重要理念是“自求多福”。殷人迷信鬼神,把命运寄托在鬼神身上。周公引领社会从“尊神”转变为“尊礼”,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人能享有多大的福、禄、寿,取决于自己的德行。社会由此从鬼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开始进入民本主义时代,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极具革命意义的伟大进步。

     

        其次是“敬德保民”。周公分析殷人亡国的根本原因,是“不敬其德”,对道德没有敬意,所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最终灭亡。因此,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明德”、“敬德”,昌明道德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对道德保持敬畏之心,否则就会重蹈殷亡的覆辙。德政的重要体现是爱民,民为邦本,执政者不仅要像保护“赤子(婴儿)”那样,尽心尽力地爱护民众、保护民众,还负有教育民众的责任,让他们养成文化自觉,懂得自律,成为德性充盈的君子。

     

        第三是“勤政无逸”。殷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终日盘于田猎,酗酒淫乐,不问民生,不理朝政。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勤于政事,反对逸乐,反对不作为。周公说,这不仅是不敢逸乐,而且是没有时间逸乐。《尚书》中的《酒诰》和《无逸》两篇,是历史上最早的反腐败宣言。《酒诰》引“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古语,要求官员不要把水当镜子,而要把老百姓的感受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子。后来荀子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很有启迪意义。

     

        礼乐文明的当代价值

     

        周公“制礼作乐”的终极目标,正如王国维所说:“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它的深层价值在于,在社会的物质文明达到相当高度之后,应该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命题。周公把道德理性作为治国灵魂的理念,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孔子提倡的“富而教之”,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都是强调物质与精神不能偏废,物质生活富裕之后,就要通过礼乐教育,提高民众的精神境界。

     

        管子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精神层面不振,礼义廉耻丧失殆尽,必然导致国家的灭亡。欧阳修高度赞扬管子的说法:“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

     

        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说:“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礼是依据人的本心制订的行为规范,是人自治,或者治人的工具。礼是能否把治国理念落实到民生日用之中的枢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曾国藩秉承顾炎武的理念,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具体而言,就是“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先制订“礼”的规范,形成一套价值规范和文化自觉,让人们能有可以自治的依据。政府部门要“以礼治人”,让所有的人知礼、守礼,如此,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曾国藩还说,“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离开了礼,人还谈什么道德?政府还谈什么行政管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哪一样离得开“礼”?

     

        顺便需要提到的是,儒家提倡“礼治”,并不排斥法的作用。他们主张“德主刑辅”,以道德引领社会向上,以刑防范民众犯罪。

     

        这些阐述,是中国先贤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是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对于当今社会的道德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生产飞速发展,民众的富裕程度日新月异,精神层面的建设,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如何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重建道德伦理,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是事关我们民族和国家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今天,重温周公“周公制礼作乐”,无疑可以获得许多重要的历史智慧。通过“礼”这个软实力,切实树立洛阳的道德形象,为全国作出典范,为我们追求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本文摘编自“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30场活动的现场演讲实录,光明网记者田依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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