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作乐”与当今的道德建设

    编者按

    9月17日，由中宣部指导，光明日报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30场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彭林作题为《周公“制礼作乐”与当今的道德建设》的演讲。彭林引经据典，精彩地论述了礼乐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历史贡献，并阐述了周公“制礼作乐”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来自全国的298万网友收看了节目，21.7万网友通过微博、论坛等参与了交流互动。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礼”的概念，在中西文化中都有。西方文化中的“礼”属于交际手段，而中国文化中的“礼”，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礼也者，理也”，两者互通。所有跟道德理性有关的规范，包括个人修养、人际交往法则、国家典制乃至天人关系，都属于“礼”的范畴。比如《周礼》以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掌邦政，全都属于“礼”。再如，《礼记》的《月令》篇，按一年12个月为序，记述天象、物候、政务、法令等，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节律安排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例如在春天不许掏鸟窝，不许砍伐幼树，不许捕捉怀孕的兽，这些也都属于“礼”。儒家的任何理念，都是通过“礼”来变为现实的，所以说，“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撇开“礼”谈中国文化，就把中国文化谈虚了、架空了。

    周公“制礼作乐”开启了中华文明新局面

    中国人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文明区，经过几千年的交流与会通，形成了灿烂的夏代青铜文明。到了商朝，富庶的生活使贵族阶层腐败堕落，精神空虚，他们迷信鬼神，自信能永远占有社会财富和人民。由于民心丧尽，牧野之战中，商纣的军队阵前起义，商王朝顷刻覆灭！周公开始思考，如何保证新政权的长治久安？周公没有“以暴易暴”，而是按照全新的理念来展开新政权的制度建设，史称周公“制礼作乐”，由此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崭新局面。

    “制礼作乐”的第一个重要理念是“自求多福”。殷人迷信鬼神，把命运寄托在鬼神身上。周公引领社会从“尊神”转变为“尊礼”，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人能享有多大的福、禄、寿，取决于自己的德行。社会由此从鬼神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开始进入民本主义时代，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极具革命意义的伟大进步。

    其次是“敬德保民”。周公分析殷人亡国的根本原因，是“不敬其德”，对道德没有敬意，所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最终灭亡。因此，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明德”、“敬德”，昌明道德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对道德保持敬畏之心，否则就会重蹈殷亡的覆辙。德政的重要体现是爱民，民为邦本，执政者不仅要像保护“赤子（婴儿）”那样，尽心尽力地爱护民众、保护民众，还负有教育民众的责任，让他们养成文化自觉，懂得自律，成为德性充盈的君子。

    第三是“勤政无逸”。殷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终日盘于田猎，酗酒淫乐，不问民生，不理朝政。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勤于政事，反对逸乐，反对不作为。周公说，这不仅是不敢逸乐，而且是没有时间逸乐。《尚书》中的《酒诰》和《无逸》两篇，是历史上最早的反腐败宣言。《酒诰》引“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古语，要求官员不要把水当镜子，而要把老百姓的感受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子。后来荀子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很有启迪意义。

    礼乐文明的当代价值

    周公“制礼作乐”的终极目标，正如王国维所说：“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它的深层价值在于，在社会的物质文明达到相当高度之后，应该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命题。周公把道德理性作为治国灵魂的理念，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孔子提倡的“富而教之”，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都是强调物质与精神不能偏废，物质生活富裕之后，就要通过礼乐教育，提高民众的精神境界。

    管子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精神层面不振，礼义廉耻丧失殆尽，必然导致国家的灭亡。欧阳修高度赞扬管子的说法：“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

    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说：“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礼是依据人的本心制订的行为规范，是人自治，或者治人的工具。礼是能否把治国理念落实到民生日用之中的枢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曾国藩秉承顾炎武的理念，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具体而言，就是“以礼自治，以礼治人”，先制订“礼”的规范，形成一套价值规范和文化自觉，让人们能有可以自治的依据。政府部门要“以礼治人”，让所有的人知礼、守礼，如此，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曾国藩还说，“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离开了礼，人还谈什么道德？政府还谈什么行政管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哪一样离得开“礼”？

    顺便需要提到的是，儒家提倡“礼治”，并不排斥法的作用。他们主张“德主刑辅”，以道德引领社会向上，以刑防范民众犯罪。

    这些阐述，是中国先贤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是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对于当今社会的道德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生产飞速发展，民众的富裕程度日新月异，精神层面的建设，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如何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重建道德伦理，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是事关我们民族和国家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

    今天，重温周公“周公制礼作乐”，无疑可以获得许多重要的历史智慧。通过“礼”这个软实力，切实树立洛阳的道德形象，为全国作出典范，为我们追求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本文摘编自“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30场活动的现场演讲实录，光明网记者田依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