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尔赫斯与我》到博尔赫斯与我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作家中的考古学家，在全世界读者中都拥有大量拥趸。他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各有千秋，交相辉映，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是：“他的散文读起来像小说，他的小说是诗，而他的诗歌又往往让人觉得像散文，沟通三者的桥梁是他的思想。”

    博尔赫斯在中国的著名粉丝有作家麦家、余华、马原、苏童、北村等，他们撰文表达对博尔赫斯的喜爱，抑或在作品中对博尔赫斯大胆模仿，并以此为荣。199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曾出版《博尔赫斯全集》，此后十多年，曾多次再版重印，一直是很多文学爱好者中意的作家全集，常常出现脱销的局面。而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补入了博尔赫斯更多的作品，推出了全新中文版全集。值此之机，本报采访了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爱好者”乔良，谈谈他眼中的博尔赫斯和“博尔赫斯与我”。

    读博尔赫斯，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博尔赫斯的，感受如何？

    乔良：我最早接触到的博尔赫斯，是他的诗。“文革”前出版的《诗刊》，记不得是哪一期，集中发表了拉美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一首就是博尔赫斯的《老虎的金黄》。那时正是“文革”中期，1970年，我在齐齐哈尔第八中学读初三。当时的感觉是有点儿怪异，和中国大多数诗歌不一样。当时中国的主流诗风，大多受郭小川、闻捷、贺敬之、李瑛这些诗人的影响，明白、晓畅、旷达、直抒胸臆。而博氏的诗，初看之下，你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是却绚丽、唯美，如虎皮一般斑斓。

    之后就是80年代早期，1982、1983年吧，从最早的一部外国短篇小说选里，看到了他的两篇小说《玫瑰街角的汉子》和《交叉小径的花园》（现在翻译成《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两篇东西对我的震撼比他的诗要大。有些作家，你读他的作品时，一上来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但博尔赫斯的作品，你要读到最后才知道他要说什么，甚至读到最后你也不知道。博尔赫斯的东西，总是能够把作家的动机、小说的情节隐藏得那么深，而对人物的描写漫不经心却又非常迷人。他看似并不刻意描写什么，却能让你被他牵着走，不光是小说的情节，他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也让你饶有兴趣。

    读博尔赫斯，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切不可思议的小说都可以写出来，一切不可思议都可以在小说中展示，在文学中展示。

    博尔赫斯是一个很深刻的怀疑论者。没有怀疑，就不会有创新，因为不怀疑就会延续，怀疑才会中断，中断才会提高，才会挑战，才会发生突变。中国作家中，即使有很多人对于现实是持怀疑态度的，但这种怀疑也基本不是来自自己的思考，而是来自别人的怀疑。对于这种来自于别人的怀疑，是否正确，是否成立，我们的作家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就使很多作家变成了鹦鹉学舌的传声筒。虽然这是作家最不喜欢听到的。可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博尔赫斯晚年写过一篇《博尔赫斯与我》，在这篇不过千字的自我评价的短文中，博尔赫斯以戏谑加无奈的语气对自己进行了悖论式的探究。他的自我描述像鲶鱼一样的湿滑，几乎让人很难用一种结论去捕捉他、定位他，这就是狡猾的博尔赫斯，也是了不起的博尔赫斯。这是博尔赫斯吸引我走向他的原因，也是博尔赫斯与我的关系的最后定格。

    没有足够的生活阅历成全了博尔赫斯

    记者：看博尔赫斯的传记，我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经历特别丰富的人，不像海明威甚至马尔克斯。他出生在富裕家庭，没有所谓的“苦难童年”，职业经历也比较单一，一直在衣食无忧中度过。这与我们对作家的普遍理解好像有所不同？

    乔良：很多人说，伟大的作家需要一个苦难的童年，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文学史上确实有不少有过苦难童年的作家，日后成为了伟大的作家。但是确实有一些完全没有苦难童年的作家，也成为了伟大的作家，比如普鲁斯特、托尔斯泰、普希金。受没受过苦，不能成为衡量作家是否伟大的标准。受过苦难的作家容易同情底层人民，而没有受过苦的作家，除了托尔斯泰，几乎都不太关注底层。但是文学史告诉我们，并非只有关注了底层民众困苦的作家，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如果这样说的话，中国四大名著中，至少有三部与底层没什么关系，《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它们难道不伟大？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深切关注并深刻揭示了人性、人的情感、人的灵魂、人的命运的文字。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描写的对象是谁，而是他看重什么、同情什么、批判什么、鞭挞什么？他站在黑暗与光明、天堂与地狱的哪一边？

    正是因为博尔赫斯没有足够丰富的生活经历，这一点成全了他，使他可以整日沉浸在书籍和想象中，自由放飞自己的想象功能。

    记者：那么博尔赫斯的文学滋养具体来自何方？

    乔良：从他可以随时随地引用任何作家的一句话或一部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滋养来自几乎所有在他之前的那些大师们甚至是非大师们，什么都读且博闻强记。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孔子、耶稣、穆罕默德，所有人的东西他都读。

    他没有宗教信仰。一个人读书太多且读得太通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宗教的慰藉了。这使他不受任何禁忌和清规的羁绊，也使他只能选择与语言表达终生为伴。因为只有语言与思想最接近，只有语言最适合表达思想。他注意到了出色的大师们都不写作，而只喜欢口述。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苏格拉底、孔子或释迦牟尼，他们流传下来的著作全都是口述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是因为语言一旦写成文字，就被文字所固定了，只有口述的时候，语言是鲜活的。当一句话说出来时，下一句话就像一只脚迈出去了，下一只脚迈向哪里还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成了文字之后就没有选择了，只能这一步在这儿，下一步在那儿。

    记者：很多人说看不懂博尔赫斯，您觉得阅读博尔赫斯的难度在哪里？

    乔良：读博尔赫斯的作品，处处都是陷阱，你必须小心翼翼，连他的序和前言你也不要轻易相信，因为那也是他的陷阱的一部分。他在《交叉小径的花园》（《小径分岔的花园》）序言中写道：“这个集子里的七篇故事不需要很多诠释。第七篇（《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侦探小说；读者看到一桩罪行的实施过程和全部准备工作，在最后一段之前，对作案目的也许有所察觉，但不一定理解。另外几篇是幻想小说。”他所写的这些东西都是随意告诉你，你要真按照这样去理解就会出错，它真是侦探小说？侦探什么？侦探是谁？这里头的侦探几乎就是主人公自己在分析自己以及他的任务，最后警长进来开枪打死他，在打死他之前，他叙述完了这些东西，显然这不是一部侦探小说，准确来说它是悬疑小说。所以在这些地方不能够非常清晰准确地把握它，原因是它的圈套太多，有些东西不能太当真，但是你不当真也是一个错，你要相信他的每一句话，但是你不要由于相信了他的话，就完全按照他的路径走，你要有自己的结论。他的每一句话表面上是飘忽的，但又是确定的，这种确定性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你把握不住它，这种效果极其像读朦胧诗。

    这和博尔赫斯是诗人有关系。诗人的想象力和表达就应该是飘忽不定的。太准确、太清晰的表达很少有好诗，除了人类早期表达感情的那一类歌谣，即使是早期人类情感的表达也是通过借喻、比兴来完成的。所以一个人一旦是诗人，又是小说家，前提他还是个哲学家，而且精通数学，这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一般读者如果学养不够，你就很难把握和理解这个作家了，更谈不上喜欢了。

    如果你不懂哲学，百分之五十的博尔赫斯你不懂；如果你不懂数学，百分之三十的博尔赫斯你不懂；如果你还不懂文学史的话，那么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你也读不懂。这样的话你就百分之百读不懂，就不会喜欢博尔赫斯。在我看来，博尔赫斯的大脑，大概就是按这个比例构成的。

    记者：那是否可说，博尔赫斯是一个小众的作家？

    乔良：不用说，博尔赫斯属于小众。但这个小众是金字塔尖上的小众。这是个被很多作家奉为圭臬的作家，也就是文学圈里说的“作家的作家”。对博氏的评价，国内的评论界基本上是人云亦云。展开了说，在过去一百年里，很少有哪个中国的评论家，对西方作家的评论能够超出西方对他们的评论，哪怕说出不同于西方的见解和评价，更不要说有独特发现。不过中国人对待博尔赫斯的态度比西方宽容。起码不会像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那样，由于博尔赫斯被人诟病的政治立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博尔赫斯最终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这不是博氏的遗憾，只能说是诺贝尔奖的遗憾。换句话说，博尔赫斯无愧于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有愧于博尔赫斯。

    像博尔赫斯一样去阅读

    记者：中国作家可以从博尔赫斯身上学到什么？

    乔良：今天在中国谈论博尔赫斯，是件很尴尬的事，因为太多的中国人不喜欢阅读。不喜欢阅读就最好不要去谈论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本身就是一个阅读出来的作家，我们要谈论博尔赫斯，就必须像博尔赫斯那样去阅读。如果用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标准衡量博尔赫斯，他可以说几乎一无所长，他唯一的专长就是阅读，博览群书，然后成为一代大师。

    国内作家，早年马原曾经掀起过人们对于博尔赫斯、海明威等人的关注，马原的《环形废墟》可以看出博尔赫斯的影响。而莫言则受艾特马托夫、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作家影响多一些。我自己受博尔赫斯的影响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现在读他的时候，他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原来我也和中国其他作家一样，更关注叙述圈套，也就是小说结构。但现在我渐渐发现实际上那只是博尔赫斯的皮毛，更深的东西在于无处不在的分叉的小径，语言的分叉，时间的分叉，空间的分叉，人物内心的分叉，最后是小说结构的分叉，处处都在分叉。要想做到这一点，即使你把这个秘密解开了告诉其他的作家应该这样，一般人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拥有的知识不够。博尔赫斯引用任何人的东西都是信手拈来，仿佛那些东西长在他的脑子里，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写，他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的分叉是随时随地的。

    记者：感觉上个世纪，世界文坛出了很多大师，有过若干次文学的爆炸，而现在似乎进入相对平庸的时期。

    乔良：整个世界的文学黄金期已经留在了我们的身后。中国80年代的文学，是加入到了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黄金期的潮流中的。然而进入20世纪后，新的文学的黄金时代一直没有到来。黄金时代的标志必须是有一批大师的涌现，而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这种现象都没有出现，若说有，也是凤毛麟角的个别现象。所以我说，黄金时代过去了，起码是旧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新的还没有到来。这是因为物欲横流的大潮占了上风，全世界都这样，对物的需求超过了对精神和灵魂的需求，文学的黄金时代就湮灭了。

    一定还会有下一个黄金时代，但是必须在人类对于物质的需求让位于对精神的需求之后，下一个黄金时代才会到来。这是很悲观的预言吗？不是悲观的预言。在人类漫长的精神进化过程中，总会有高峰和低谷。我们只是碰巧处在了文学的低谷期。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类似的阶段吗？古希腊、古罗马都有过。为什么文艺复兴要向古希腊看齐呢？其实古罗马是对古希腊的延续，但是古罗马物欲横流，所以古罗马没有什么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可以和古希腊相比。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永远不能跟荷马相比，古罗马犬儒式的思想家们更不能跟古希腊的大思想家相比。

    但我们并不能静等这个平庸时代过去。有的时候作家面对某个时代很无奈，但是要想想，这份普遍的平庸里，是不是也有你的份儿？每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都是文学平庸的时期，都是精神匮乏的时期，而你在抱怨的时候，你要看看，你是不是这平庸中的一分子？是不是你也贡献了一份平庸？  （本报记者 张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