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创作谈

    今年1月，当中国国家京剧院张凯华院长邀请我写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剧本之时，我深感时间紧、责任重、压力大。但是，在国家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即使困难重重，也要迎接挑战。而且有关领导和国家京剧院的信任，也给我增添了创作动力。于是，欣然受命。

    时光飞逝，转瞬至今，剧本创作已经历九个月。这期间，从研读历史资料、查找历史档案、听党史和军史专家讲课、深入实地采风、观看传统剧目光盘和现代剧目演出、学习戏曲剧作及唱腔声韵的基础知识入手，到写出创作大纲、剧本初稿，直至修改到第十三稿、主创团队（导演、京剧导演、唱腔设计、音乐作曲）的立体磨合（制定综合排练总纲）和十余次剧本论证会才暂告落笔。

    回顾此次剧本创作，确实遇到许多难题。

    一难在“西安事变”已不是艺术创作的新鲜题材。早在30年前，陕西、甘肃等地的话剧院团就曾演出过不同版本的话剧《西安事变》；全国各地的戏曲院团更是有过不同剧种的十几个版本演出；同名的电影、电视剧也几乎成为那个时代人人都看过的作品。30年之后，我们再次创作京剧《西安事变》，较之以往的作品应该有哪些不同呢？能给予观众什么样的新鲜感呢？

    二难在《西安事变》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虽然已过去近80年了，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年人及部分年轻人几乎是家喻户晓，且有史实定论，这就使艺术创新受到客观局限。尽管在研讨史料时，我也曾看到一些所谓的解密档案，甚至还有“亲历者”后代的“揭秘”，但此时此刻，我们的创作依据是目前正式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并参考那些正式出版的回忆录和纪实文学作品），不得随意捕风捉影。

    三难在《西安事变》一戏中如何突出周恩来的人物形象。众所周知，就事变本身来讲，张学良无疑是主要人物。但是，我意识到，而且党史和军史专家也明确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来写《西安事变》并不是为了纪念和怀念张学良，而是为了回顾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里中国共产党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代表性人物自然是中共代表周恩来。那么，塑造好周恩来形象，就成为创作的重点。

    四难在《西安事变》一戏能否透露出当代人对历史的感悟。说是能否，实际上则是必须。当代人对80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到底会有什么看法？对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等历史人物究竟有怎样的认识？即便有看法有认识，又能否找到合适的契机合理地加以表现？

    带着如上难题问号，我陷入深深的思考。我想到，这次创作的背景缘于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因此，当题材的选择面临这种重大的历史背景时，它的政治内涵和思想内涵已经是明确无误的。因此，我告诫自己，一是不能把叙述事件的过程作为重点，而应该深入到事件中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探究事件发生过程中他们的心率和脉动；二是应该突现事件过程中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性格因素，使观众既能看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大线索，又能看到重要人物的个人价值和历史作用；三是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事变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历史作用，将我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使今天的观众看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捐弃前嫌，联合抗日，由此而表现出一代共产党人博大的胸怀。

    在阅读了近40本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之后，我写出了（并请专家论证了）剧本大纲的第一稿。实际上这一稿中的主要场景和主要事件奠定了全剧的情节走向和人物定位，为日后的剧本完善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正是经过大量阅读、思考和分析，收获颇丰。比如，在我印象中，以往的文艺作品较多地表现了事变之后，社会各界如何“盛赞”“支持”等等。但通过认真研讨有关史料，我竟然发现，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绝大多数的舆论是对张、杨的“声讨”，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叛逆”，特别是北京的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在“震惊”之后，一片讨伐之声。许多名人、专家、教授纷纷发表声明、集会演说，言辞激烈；加上南京政府“戏中戏”，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些人想借刀杀人，以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汉奸汪精卫也想乘机捞一把，急忙从国外回国，企图执政；国际舆论大都保持“密切关注”的姿态，唯有前苏联竟然明确表示不赞同；而东北军、西北军一些少壮军官坚持要杀蒋，陕北百姓，甚至包括我党一些领导人也主张杀蒋……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周恩来到西安之后的主要工作是和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宋子文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谈判，同时斡旋于社会各界，说服各方人士，化解杀蒋矛盾，努力争取实现和平解决方案。但戏剧舞台上总不能一场接一场地写周恩来与各方人士的谈话吧？于是，我除了正面写了周与蒋的见面之外，还设计了“酒会”一场，让周恩来面对社会各界人士，时而谈笑风生，机智幽默，时而义正辞严，谈古论今……在我的想象里，这场“酒会”的整体气氛应该是亦真亦幻，亦虚亦实。所谓真，即酒会可以是真实的；所谓幻，即酒会也可以是一种意会，一种象征；所谓虚，即是表现周恩来所面对的复杂局面；所谓实，即是表现周恩来在面对各色人等之时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再如，我想到要将当代人对这一事件及事件中人物的认识看法和感悟合理地呈现出来，也许会让戏有点新意。于是，我设法把这种感慨的抒发附着在剧情和人物情感中，也就是说让它从人物和情节中自然生长出来。比如，在如何表现张学良这个人时，我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国恨家仇，年轻气盛，义气愚忠……这一切都使他在性格展现上可以有较为精彩的篇章。但是，我注意到，无论当时在高等军事法会审判他时，他曾写下的“悔过书”，还是在经历了百岁人生之后，他一直认为自己犯了大错，对不起蒋先生。仅从此举便可看出他的政治立场和精神归属，因此这个层面不能忽视。我也注意到，张学良在“自述”中说自己“只活了三十六岁”，此后便失去人身自由；我还注意到，周恩来事后曾多次对张、杨将军的境遇表示惋惜。于是，我在剧中写了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回南京时，蒋介石在飞机场与他的一段对话，说他“永远三十六岁”；我还设计了周恩来得知张学良一定要亲自送蒋回南京后，特意追赶到机场，面对刚刚起飞的飞机，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命运充满担忧，发出一声真诚的呼喊。从上述两个段落来看，前者（蒋）对张学良生命的态度是让他停止（定格），而后者（周）则是在为张学良的人生如戏过早地落幕表示出真诚的惋惜。在上述大背景中，能够保留住这一点点真实的自我感受已经是奢求了。

    经历了几次研讨会，剧本已经改到第八稿的时候，今年6月的一天，张凯华院长向剧组主创团队传达了有关领导的指示精神，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和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建立抗日全国统一战线及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中的主要作用；二是要尊重京剧艺术的本体要求，在情节安排、唱词唱段及唱腔设计上要讲究，戏要好看。为此，主创团队（导演娄乃鸣、京剧导演孙桂元、唱腔设计谢振强、音乐作曲唐建平等）又一起对第八稿进行了整体研究和讨论，之后我完成了第九稿的修改。这是一次重要的修改，除拿掉了“捉蒋”一场之外，目前的演出台本基本上是以这个版本作为基础形成的。

    这一稿着重解决了两个重要方面的问题：

    一是进一步丰满了周恩来的人物形象，主要采取了五个动作。第一，再次改写序幕。将“张学良追劝学生”及“高团长冒死进言”的情节改成，1935年11月，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直罗镇的第一个重要战役。这样既可交代出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也可喻示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正确处理“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另外，这是一场“武”戏，演出时的“打”与“翻”势必会在演出开篇时营造出特定的战争气氛。第二，在周恩来初到西安的唱段中增加了他对历史的感叹内容，使其人物形象增加了文化内涵和历史厚重感。第三，在张、杨因“放蒋”问题而产生分歧时，增加了周恩来“看流星”的唱段，展现了一个革命者无私无畏的广阔胸怀。第四，在“酒会”一场中，增加了个别记者挑衅性的提问，在展现周恩来回答记者问时，着重刻画了他的睿智与自信，体现出他能够把握全盘、审时度势的气势与风度。第五，在“质蒋”一场中，增加了周恩来与宋美龄、蒋介石针锋相对的台词及唱段，体现出共产党人的顶天立地的凛然正气。

    二是进一步增强了张、杨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紧张度，主要有七处改动。第一，在“追劝”一场中，增加了张学良送给女学生一颗子弹的细节，着重刻画出张学良的内心矛盾和军人性格。第二，删减了原八稿中的第二场“哭谏”，把该场中的两个主要内容分别在以后的情节中加以表现，比如，将原来蒋介石逼张学良如不“剿共”即刻调往安徽福建，改为在“谋划”一场中让张学良向杨虎城转述，这样既可以表现张本人的态度，也可以展现他对杨的观察，从而加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和剧情的紧张度。第三，增加了杨虎城妻子意外发现他正在运筹“兵谏”，从而为他的命运担忧的情感戏，既有人之常情的表现，也有情节和人物关系的紧张感。第四，增加了杨虎城自述其经历的唱段，为展现人物性格和刻画人物形象做出重要铺垫。第五，在“惊疑”一场中增加了小人物士兵甲乙的片段，在诙谐和调侃中既为全剧增加了生活气息，也为张学良再次出场赢得了时间。第六，将原八稿中宋美龄与蒋介石一起出场的戏改为宋美龄“事变”后第一次见蒋，从而可以展现她与蒋的感情戏，加强了宋美龄的人物形象。第七，适当减弱了赵四小姐和杨虎城夫人谢葆贞的戏份，在人物总体布局上为主要人物增加了时间和空间。

    尽管创作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剧本的过程很不容易，但给予我的启示和经验是十分有益的。我会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中，就如何正确处理好尊重历史与尊重艺术、听从他人意见与听从自我内心、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等关系；如何把历史的真实，经过严肃严谨的选择、加工、提炼，创造出艺术的真实；如何坚持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等问题，继续深入地思考和实践。我知道，攀登艺术创作和创新的高峰永无止境，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