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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趁着重庆冬季雾天没有日机轰炸，故宫博物院决定在重庆市区两路口举办一次短期展览。在粮食部门任“专员”的29岁的朱家溍被故宫借调过去当临时工。这件事让朱家溍空前高兴。受家庭影响，朱家溍从幼年时期就对金石书画耳濡目染，可毕业后却干了跟兴趣完全不相干的工作。这次短期展览让他跟文物“重续前缘”，更让他跟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年后，朱家溍正式进入故宫工作，一干就是57年。朱家溍在故宫57年的工作，不仅是工作，更是一代故宫人对文博事业的坚守。
20世纪30年代，故宫“易培基盗宝案”曾轰动一时。当时法院封存了经所谓“专家”鉴定后确认的一大批假古董、假字画。1949年，朱家溍建议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撕掉封条，开箱看看。开箱后，朱家溍逐件查验，发现其中宋徽宗的《听琴图》和马麟的《层叠冰绡图》并非赝品，而堪称珍品。这一“偶然的小事”，让《听琴图》和《层叠冰绡图》自此成为钟粹宫绘画陈列室的主要展品。
当时，案子已是陈年往事，开箱自无障碍，但谁都知道“易培基盗宝案”是由于派系斗争酿成的冤案，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沾染。可在朱家溍那里，对真相的探求和对故宫藏品鉴定的严谨，让他敢于不顾当时的“禁忌”。
在研究和鉴定中，朱家溍所依靠的不仅是经验阅历，更是史料、档案和实地调查。曾有不少年轻人跟朱家溍请教研究方法，朱家溍让他们先看器物，从器物出发去寻找文献，然后再从文献上的描述来印证器物，不要迷信别人看到的，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或是将别人没有讲的细节记录下来。
1950年，朱家溍接到了一项突击性的工作——为配合全国戏曲工作者会议，要在故宫举办“清代戏曲史料展”，要求按照清代内廷演戏的实际情况，对戏曲服饰、剧本等进行原状陈列。
原状陈列当然是最贴近观众、最能够为观众传达历史信息的展览形式，但如何才能实现“原状陈列”却是一件难事。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朱家溍开始进行档案查阅工作，试图从尘封的清宫档案中寻得当年故宫的陈列原状。不仅如此，他还专门访问了当年曾在故宫畅音阁戏台上演过戏的王瑶卿等老演员、曾经现场看过戏的载涛等观众，以及曾在故宫里伺候过太后和皇帝听戏的耿进喜等老太监。采访所获得的资料远远超过了“清代戏曲资料展”的范围，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对已有档案文书的记载或印证，或补缺，或纠正，澄清了清代宫廷生活的诸多细节。
“这奠定了父亲从事博物馆工作的大方向，即据史用档，以档证史，档史结合。”朱家溍的女儿朱传荣说，“不管是陈列还是研究，不管是对古代器物的鉴定，还是对工艺美术史的探讨，父亲都始终坚持上述原则。”
为了获得史料和档案，从1946年正式进入故宫工作到去世前，朱家溍的档案查阅和抄录工作从未停止。在朱传荣的记忆中，“父亲有工夫就去抄档案”。朱家溍究竟抄录了多少档案，连朱传荣也记不清了，她只记得，从小就常常看见朱家溍抄录的档案。长期研究明、清宫廷档案资料，让朱家溍对故宫的方方面面如数家珍。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写成了《故宫退食录》一书，内容涵盖书法、绘画、碑帖、珐琅彩瓷器、漆器、木器、图书、古砚、古建筑、明清室内装修陈设等，深受读者欢迎。
“文物专家、清史专家、戏曲研究专家……”深厚的专业造诣，让朱家溍成为文博方面的著名专家。可他始终认为外界给予他的各种称呼是不恰当的，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称职的博物馆工作者”。
“外人可能觉得是谦虚，可作为他的女儿，我知道那是他的真心话，我也赞同他对自己的定位。”朱传荣说，“博物馆工作的性质就是一个‘博’字——丰富性和无法预料性，这就要求干这一行的人，遇到问题就得到书中查，到档案中查，到知情人那里问，除此之外，别无快捷方式，父亲的一生干的正是一个博物馆人应当干的工作。”
（本报记者 韩业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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