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铸魂 筑梦中国

本期主题

    60年前，为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国家需要在工业建设和科学教育事业迅速推进的大西北部署一所高水平的工业大学，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大部分由上海迁至西安（后国务院将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改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部分改为上海交通大学）。迁校60年来，西安交大秉承“西迁精神”，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都有了极大提升。

    9月25日，由光明日报社、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交通大学三方联合举办的西迁精神座谈会在西安召开，旨在铭记西迁历史，致敬西迁前辈，向全社会大力弘扬西迁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精神力量。座谈会上，西迁名师、西迁职工、西迁校友、西迁子女等讲述了交通大学西迁给他们一生所带来的力量与感动。

 

弘扬西迁精神 建设“三个陕西”

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梁桂

 

    交大西迁是当时党中央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考虑、从全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布局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个抉择为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奠定、研究基础的布局、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继承、发扬，是高教战线的宝贵财富。半个多世纪来，西安交大的建设者们用自己辛勤的实践，在三秦大地上熔铸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交大人奋勇前进。它不仅是西安交大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传家宝，是全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服务人民高尚情操的光辉写照，更是对延安精神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弘扬。交大人迅速响应国家号召西迁，义无反顾，满怀豪情就到了西安。西迁精神和延安精神根脉相连，祖国至上、献身祖国的精神和当时的延安精神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当下我们更要通过西迁精神引领学校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民族，用西迁精神引领培养一批批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也对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五四”青年节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今日的西安交大，正站在双甲子校庆的新起点上，要率先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一流，对标定位，坚持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以开放的理念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科学分析自身所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要深化改革，不断激发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全力推动学校向前发展；要创新创造，当好陕西高校的排头示范兵，成为开拓创新的时代先锋。

 

    西安交大迁校近60年来，为西部特别是陕西科技教育事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陕西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建设富裕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奋力拼搏。西安交大作为全国重点大学及全省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在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加快推进建设“三个陕西”的进程中，要切实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造福三秦大地。

 

西迁精神永不过时

光明日报总编辑 何东平

    上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上演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次重要的迁徙：从上海将交通大学成功搬迁到西安并发展壮大。这是国家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的重大举措，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重要篇章。

 

    60年前，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一群胸怀大局的知识分子毅然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上海优越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奔向条件艰苦的大西北，成为黄土地的拓荒人、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60年来，西迁的交大师生克服重重困难，用青春和汗水建设了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交大西迁带来了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在西部的聚集，促进了教育科技界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文明风尚，凸显了优秀大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先导性作用，为国家特别是西部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迁精神是一种伟大的家国情怀。与交大西迁同载史册的还有一群具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先生，妻子卧病在床，只身来到西安，天天吃集体食堂，全然不顾自己已是花甲老人。连周总理都说，钟先生年纪大了，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还是满怀豪情带头迁校，在一片空地上建起电机实验室。彭康、张鸿、陈大燮、赵富鑫、周惠久、黄席椿、严峻……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交大西迁的史册上，也镌刻在我们的心中。许多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的生命就终止在这里，风骨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黄土地上。这种胸怀大局的家国情怀，这种对国家和人民表现出的深情大爱，正是西迁知识分子共同的文化心理密码。

 

    西迁精神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脊梁精神。西迁师生的车票上醒目地印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字样。怀揣着崇高理想，西迁开拓者们艰苦创业。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他们没有被艰苦的条件压垮，千辛万苦在所不辞，艰难险阻勇于克服，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崇高风范。一栋栋校舍拔地而起，一项项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一座气势恢弘的现代化校园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人生观，一种“哪里有爱，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的事业观，一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的职业观。共和国的脊梁，不仅仅包括像交大校友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巨匠，还包括像西迁人这样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群体。

 

    西迁精神永不过时。在西迁的洪流中，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筑成西迁精神的丰碑，世世代代给人教育和启迪。西迁精神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但又不只是60年前那个时代的精神。岁月的流逝，丝毫未磨损西迁精神的光彩，相反，更凸显出它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价值。从现在看，它仍然历久弥新，焕发着新的魅力。西迁精神恰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体现，它永远不会过时。

 

    宣传和弘扬西迁精神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弘扬和传播西迁精神，不仅是西安交大的光荣责任，也是新闻媒体的历史使命。让我们在西迁精神的指引下，携起手来，奋勇前行。

 

交大人永恒的精神财富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张迈曾

 

    交大人听党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奋斗、建功立业。迁校60年来，学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流人才为使命，成为我国重要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良好的教育质量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学校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积极瞄准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在航空航天、能源动力、先进制造、电力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产生了一大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60年过去，回眸足迹，西安交大艰苦奋斗铸就了可歌可泣的“西迁精神”。作为中国大学精神的重要体现，“西迁精神”是交大人奉献报国、开拓创新的永恒精神财富，是交大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今天，大力弘扬“西迁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弘扬“延安精神”紧密结合。“西迁精神”是西安交大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校、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汲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大学文化。要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内化为交大师生自强不息、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要让“西迁精神”发挥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作用，就要以“西迁精神”不断夯实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校风、教风、学风，融入师德、医德等职业道德建设中。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紧密结合。全校广大教师和党员干部要把爱国爱校、胸怀大局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把无私奉献、勇挑重担的创业精神传承下去，把尽职敬业、艰苦奋斗的务实精神传承下去。教育和引导广大教师和党员干部坚守高尚的道德情操，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用实干实现自身价值，用实干助力学校发展，争做改革创新的拓荒牛、无私奉献的孺子牛、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不断推动学校事业取得更大发展。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建设“四有”教师紧密结合。引导教师牢记“四有”标准，用高尚师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贡献。

 

    弘扬“西迁精神”要与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紧密结合。西安交大第12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全校要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乐观主义旗帜。要热爱祖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融入集体，深刻理解集体的伟大价值，在集体中获取前进的力量；勇于担当，树立在继承前人基础上超越前人的雄心壮志，担当社会责任，解决困难问题；乐观向上，用包容的心态，乐观的心情来感悟人性光辉，激励前行意志。

 

    国家的发展目标就是西安交大的责任担当，把西安交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国家的坚定意志，也是百年交大肩负的历史责任。西安交大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要求，坚持“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的办学定位，牢记使命、攻坚克难，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服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国为民 追求真理

西迁教师、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谢友柏

 

    在交大我已经工作60年了。回顾迁校的那一段经历，还是热血沸腾，那个时候大家就有着一种精神，为了国家的富强，不顾一切去奋斗的精神。

 

    1957年夏天，丘大谋和我两个人到西安打前阵。当时我们教研室没有科研，没有实验室,创业很不容易。我们找到一本苏联中央工艺研究院的小册子，于是我们就按照这张图自己动手来设计实验室。当时国家论证怎样建设长江三峡水电站，这么大的机组，最大的挑战是推力轴承，这正好是我们的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立刻参加了这个研究。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累，常常几天都没有睡觉，实在困了的话，就把木板铺在实验室地上躺一躺。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迁校西安后，我们的团队克服了种种困难，在艰苦环境中建设实验室，寻找科研机遇，艰苦创业，全力创新，把一个研究小组发展成研究室，最终成为在流体润滑理论、轴承技术和转子—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中国内外知名的研究所。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要尊崇科学规律办事，更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从60年的经验教训来看，正是这种为国为民、前赴后继、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的精神，指引着交大人克服艰难险阻在西部建功立业，点燃大众创新的激情、传承奋发创新的精神则是实现交大腾飞的动力源泉。

 

父亲经历的西迁

西迁教工子女、交大航天航空学院退休教授 黄上恒

 

    1952年起，父亲任交通大学电机系电信组组长兼副教务长。1957年，他一人先期到西安，筹建无线电工程系并任系主任。我们全家1958年8月随父亲赴西安。

 

    父亲白天很忙，尤其是初到西安的两年里，除了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承担教学任务。他从1959年开始培养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研究生。他对教学严肃认真，对青年教师和学生循循善诱，悉心指导。他要求周围的中青年教师课前要做充分的教案准备，授课语言要规范，板书要清晰工整，并要求尽量脱稿讲课。数十年来，他一直以这样的要求从自己做起。

 

    父亲“国家为重，事业为重，淡泊名利”的理念，“物质要求简单，学问从不马虎”的生活态度及宽厚真诚待人的性格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我。

 

    我随父母到西安时，是一个十岁的懵懂少年，如今也年近七十了。身份从“西迁教工子女”变成了西安交大的学生，继而成为西安交大的教师，成为续写“西迁”篇章的一员。

 

    60年前的一场大迁移，改变了父子两代人的人生轨迹和命运，两代人都与西安交大紧紧连在一起，西安交大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与我们息息相关。“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奋斗”这16个字，通过包括父亲在内的老一辈西迁人身体力行，深深影响了我们西迁第二代人，我希望这把火炬在交大校园里不断传承下去。因为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国家至上，为国献身”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平凡的坚守成就西迁壮举

西迁教师、物理系退休教授 吴百诗

    谈起西迁有几件事很令我难忘。

    一是为了保证顺利迁校，学校做了认真细致的动员工作。我们教研室的沈德贤老师的爱人当时是上海一个企业高级职员，他们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考虑到家庭因素，学校已确定沈德贤老师无须西迁。但沈老师不但自己主动要求去西安，还动员他的爱人陈国光一起，把家搬到西安。陈国光先生后来也调入我校，是无线电系的资深教授。

 

    二是为了保证西迁后能够顺利开课，各教研室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理论力学课是面向全校一二年级授课的，任务繁重。在教师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学校各课的教学工作却丝毫没有耽误。这归功于学校领导抓得紧、抓得有力。当时师生间的交流非常密切，感情也非常好，有利于教学相长，形成良好的教学和学习氛围。

 

    三是交大西安部分着力抓教学，为提高教学质量做了大量工作。开学后不久彭康校长来到西安，又主持召开了一次分党委会，非常仔细地了解各课程进行的情况，问课堂秩序怎样，学生学习情况怎样，存在些什么问题。听过问题汇报后，除指示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存在的各项问题外，还特别指出要紧抓基础课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

 

    四是对老交大“基础厚”这一教学传统的保持。当时理论力学的大课老师由陈大燮教务长亲自主持评审，评审过程极其严格，可见学校对基础理论教学多么重视。

 

    回首交大西迁，作为一个亲历者，我从不认为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现在想来，也许就是那么多平凡人的坚守，才成就了一段壮举。我想这就是交大人的精神。如果全校师生都能够团结起来，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使命、做好本职工作，交大一定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西迁情 报国心

交大1955级西迁校友、航天创业奖章获得者 沈世恩

 

    我们这届同学，入学时大都是18至19岁的青年，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抗战烽火年代，知识爱国、兴国、报国的思想十分强烈，这也促使我们立下了工业报国的志愿，去选择报考工科院校专业，哪怕它天南海北、山高水远，因而工科名校交通大学成为我们当时报考院校志愿的焦点。

 

    1955年，交大招生时明确说明，为了建设内地，开发大西北，1956年秋季，除造船系留上海，电机系去成都外，其余将迁往西安。这就是说选择交大，就是选择西迁。鉴于我所分析的我们这批学生的上述思想基础及工业报国的动机，我们班上有好多同学如同我一样报考了交大选择了西迁。

 

    从我们入学到离开上海，学校没有给我们做过一次西迁报告，或开过一次动员会、情况说明会，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不过我们班却悄悄地自发进行着准备。一方面了解西安的经济、风土人情；另一方面给未曾联系过的西安医学院医疗系一年级的一个班去信，表达我们的西迁情，愿与他们共建友谊，共同开发大西北。很快得到了他们的回复。后来到了西安，我们曾一起联欢。1956年8月的一天，下午2点多，我们与老师们乘坐的西迁专列从徐家汇车站出发。送行者絮絮话别，没有眼泪更没有悲伤。老师们在车上更是三三两两，有说有笑，拉京胡、唱京戏，丝毫没有离开大上海奔赴大西北的伤感之情。可见我们是“有备而去”的。到西安后，一切顺利，学校准备充分，同时也得到了陕西省、西安市的大力支持、支援。当时，交大西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号称中国高校“第一迁”，周总理也亲自过问。这样的结局、这种迁校模式，为新中国高校的布局、迁移、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值得很好的研究。

 

    我对西迁精神的理解是责任、承担、追求、抱负、理念、信念，她体现了交大广大师生员工的家人为小、家国为大，教育报国、不辱使命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其灵魂就是爱国、报国、兴国。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张哲浩 通讯员刘谦、纪梦然、程洪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