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邪岂是真风流

    “借书一痴，还书一痴”，这是一句很古老的谚语，我曾经撰文，考证其来龙去脉。私以为最初的原型，应该是“借书一帙，还书一帙”，也就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当然，这只是就绝大多数人正常的处事规则而言。但世上总有那么一些“特立独行”的人物，偏偏就是把借书不还视作理所应当。下面要讲的故事，才真的是赖书不还。

    事情要从一封索还藏书的信函说起，时间在清代后期的光绪年间。写信的是安徽桐城人萧穆，收信者为浙江仁和人谭献。

    萧穆学识广博，尤为谙熟历代典籍，精于版本目录，长于文献校勘，曾国藩以“读书种子”目之。在太平天国时期，苏皖两浙故家藏书纷纷散出，且价格大大低于曩昔承平时节，萧穆“节缩所余，尽以购书”，竟以微末小吏之身，收得大量珍稀善本，俨然一方藏书大家。

    在科举考试中，谭献比萧穆要幸运一些，进士虽也屡试不第，但毕竟中了举。光绪十六年（1890年）之后，他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聘，主讲于湖北经心书院（经心精舍）。谭氏有《复堂日记》印行于世，从中可以看出谭氏博览群书，洵非固陋琐儒。

    萧穆这通索还书籍的信函，内容如下：

    仲修先生左右：春初在舍，曾奉寄一函，托代买湖北局书两种，至今未蒙回示。探知阁下于二月初由鄂回杭，道过申江，亦不令人知觉。然穆春初同时寄鄂诸友人三信，均见回复。彼时知阁下尚未动身，想经营回里，无暇再问外事故耳。此已过之事，已毋庸议。

    惟穆有日本人所著毕沅所校《吕览》补正，久在尊处。前年穆到杭时，本已领取，而戴同卿彼时借抄，云抄毕交子衡代为寄还。不料戴某浮而不实，既不即抄，又不交子衡寄还。旋闻又送交尊处，逗留至今。又时闻屡为他人所借，竟忘此书为弟之物。

    三月间有人到皖，见宿松有高仿青，书案有两本。其人知为弟物，代为索取，仿青定要寄归尊处。穆旋有事到皖，亲自索取，多费神色，乃得取回。缘江海寥远，往返由信局，恐有失脱故耳。

    今特告知，并望尊处所存三本，即行封交白叔兄，代为寄下。缘现在有人以精本数种借穆照校，且商以他书易此故耳。

    特此奉恳，并请近安。但望还书，不必回信可也。翘切，翘切。

    愚小弟萧穆顿首。五月十八日。

    对于当时的文人学士来说，这些话写得实在是很重了。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明白，我再逐句解读一下。

    “春初在舍，曾奉寄一函，托代买湖北局书两种，至今未蒙回示。”——在这段话的下面，接着又写有“探知阁下于二月初由鄂回杭”云云，故所说“春初”，大致应在这一年的正月，亦即一岁春时之初。萧穆一开头就提谭献不回信，乍看起来，似乎只是念叨些无关紧要的寒暄话，但通读全信可知，这是在讲谭献心中有鬼，有意对其置之不理。

    “探知阁下于二月初由鄂回杭，道过申江，亦不令人知觉。”——“你不仅不回正月里我写给你的信，二月初从湖北回杭州，在经过上海的时候，还刻意躲着我不见面。但我打听到你途经上海这件事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然穆春初同时寄鄂诸友人三信，均见回复。”——“我在正月里给你写信的同时，还给湖北其他朋友写了三封信，都收到了他们的回信。”这是在告诫谭献，别装聋作哑，说你没收到我的信，其他三位在湖北的朋友都收到了我同时寄出的信件，你不可能收不到信。

    “彼时知阁下尚未动身，想经营回里，无暇再问外事故耳。”——“收到我信的时候，你还没有动身，大概因为准备返乡的事情，没顾上再多搭理这些无关紧要的事儿了。”这话既是帮谭献找个理由，显示出萧穆很通情达理；同时又很有风度地给谭献的胸口窝补上一拳：你架子真大，我的事儿都不算事儿。

    “此已过之事，已毋庸议。”——“虽然你做了这么多不三不四的事儿，但既然都已经过去，现在也就不跟你计较了。”

    “惟穆有日本人所著毕沅所校《吕览》补正，久在尊处。”——“现在我们来说正事儿，我那部日本人写的对毕沅校刻《吕氏春秋》的补正，被你借用很长时间了。”在这背后没有讲出来的话，是说：“你这么躲我，不就是因为这本书不还么？”

    “前年穆到杭时，本已领取，而戴同卿彼时借抄，云抄毕交子衡代为寄还。不料戴某浮而不实，既不即抄，又不交子衡寄还。旋闻又送交尊处，逗留至今。”——这是讲这本书至今仍留存于谭献手边的经过。原来两年前谭献本来已经把书还给萧穆，大概这位戴同卿同时在场，又从萧穆手中借用此书。令人费解的是，戴同卿不把书还给萧穆，却还给了谭献。或许正是因为此书是经过戴同卿之手始重又转入谭家，谭献才动贼心把它据为己有。

    “又时闻屡为他人所借，竟忘此书为弟之物。”——“听说你又屡屡把书借给别人，竟然忘记了这是从我这儿拿去的书，不是你老兄自己的东西。”更直接地说，就是“你完全把我的书当作自己的东西了”。这句话在字面儿以外的另一番用意，是为下文萧穆不得不强行收回一部分书册而作铺垫。

    “三月间有人到皖，见宿松有高仿青，书案有两本。其人知为弟物，代为索取，仿青定要寄归尊处。穆旋有事到皖，亲自索取，多费神色，乃得取回。缘江海寥远，往返由信局，恐有失脱故耳。”——这是讲自己设法夺回这部书两册零本的经过，言外之意，是“既然你老兄存心想干没我的书，那我也就只好夺回一本算一本了”。表面上说自己是因为“有事到皖”而顺便索取书籍，但通观前后经过，实际情况更应该是听到高仿青处有两本零册之后，怕错过这一良机，因而特地远赴安徽，将其截留下来。

    高仿青与前面提到的戴同卿不同，他是从谭献那里借用此书的。如萧穆信上文所说，谭献已经把这部书视作己物，自然也是把它当作自己的藏书借给了高仿青，现在萧穆和他的朋友却说它本属于萧家。可以想见，高仿青是很为难的。在这之前，同治五年正月，谭献在日记里曾经写道：“戴子高窃予前年所得陈奂硕父传校《管子》走苏州，咄咄怪事！”说不定在一些朋友之间也说起过这件事。“戴子高”就是很有名的学者戴望，高氏对此或亦有所耳闻，更有理由慎重处理借用谭献书籍的事情。所以，起初他坚持要还给借给他书用的谭献，直到萧穆为此亲自登门，并且“多费神色”，也就是发了很大一通脾气之后，高仿青才“物归原主”。

    萧穆这么干，实在是被逼无奈，但他不想让谭献过分难堪。于是，又在信中解释说，这是因为“两地距离遥远，要是通过邮局邮寄的话，说不定会出现闪失”。萧穆这样解释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虽说抢回来一册是一册，总比都被谭献吞没了强，但毕竟还有三册书留在谭献手里。两个人要是完全撕破面皮，剩下那三本恐怕就永无归还之日了。为了自己心爱的书，还是要再忍耐一下。

    “今特告知，并望尊处所存三本，即行封交白叔兄，代为寄下。”——萧穆通知谭献，高仿青借用的这两本，他已经自己强自取回去了，书已经不全，你留着也不好用，还是老老实实还给我好。萧穆提到的这位“白叔”，姓高，当时正与谭献一样，身在湖北。谭献把这事儿弄得很难堪，萧穆则已经把事儿办得很绝，话说得也很绝，若是谭氏自己出面还书，他的话恐怕很难讲，不知道说些什么是好。于是，萧穆主动提出，你赶快把书交给高白叔就是了，免得再为无法交代而尴尬。为督促谭献，萧穆还在“即行”两字下面加圈，以示强调。

    “缘现在有人以精本数种借穆照校，且商以他书易此故耳。”——这句话也有两重涵义。第一重，表面上的意思是和缓一下气氛，请谭献理解，这样迫不及待地索还此书，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有人给萧穆提供了几种精本，供其与此本参互校勘，同时还商量要用其他书籍交换此书。其第二重内涵的语义是：“你要是实在想要这部书，那么，也并不是绝对不让给你，而是要照规矩办，拿我喜欢的好书来换，不能像现在这样强取豪夺，你看时下就正有人想跟我换书。”这后面一层意思，是萧穆退后一步，在做最坏的打算，即谭献实在想要赖着不还，也要作出相应的补偿。伦明在写《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时，着意强调萧穆处境贫寒，买书不易，所谓“收藏有分到汉儒，片纸来从血汗出”，即其写照。但像萧穆这么喜欢书的人，要想把书从他身边拿走，最重要的并不是想收取多少金钱，而是希望得到与这部书的珍稀程度相称的其他善本书籍。旧时文人学士之间，相互交换藏书是常有的事儿，好朋友之间，看到自己喜欢的书，都是找一部价值与之相当而主人可能更为喜欢的珍本来交换。

    “特此奉恳，并请近安。但望还书，不必回信可也。翘切，翘切。”——最后再一次强调：“你千万千万只要把书还了就行了，别的就啥都别说了。”尽管萧穆不止一次试图展缓一下语气，但从开始到结束，实际没一句中听的话，若非怨怒至极，当不至于此。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一本书，竟会激起萧穆如此强烈的愤懑呢？

    这部书的正式名称，为《毕校吕览补正》，是给毕沅在乾隆年间校刊的《吕氏春秋》作订补。一部乾隆年间以后撰写的著述，到底能有多大版本价值，值得萧穆如此穷追不舍呢？原来这是一部日本学者校勘《吕氏春秋》的未刊稿本。萧穆有题跋记述此书：

    《毕校吕览补正》五卷，乃日本人松皋圆撰。松皋其姓，圆其名。字行方，号迂斋。日本东都人也。其书因吾中国镇洋毕秋帆尚书有《吕氏春秋》校本流入彼国，为彼藩福山盐田屯捐资翻刻，其藩有太田叔龟者，与之友善，得其印本读之，自云旧尝校勘此书，已有稿本，而得毕氏校本阅之，其旧校与之暗合者，率居什七。乃悉弃去，复为正其纰缪，补其缺漏，凡得二三千条，装为五册。

    ……

    光绪戊子冬，余游日本，时到旧书坊阅书，忽得此稿本。观其大略，中有十二三与余旧见相合，因购存行笥。后来细阅各条，引用群书，以为左证，均能自畅其说。……此书用心极细，洵能补高氏之疏漏，正毕氏之讹舛，可谓读书明理、彬彬儒雅之君子矣。

    检晚近日本学者编纂的《汉学家传记及著述集览》，载松皋氏别姓蒲坂，又有号曰青庄、曰修文等，另又通称“松泽金三郎”，名目繁多，比较复杂。又戊子岁为光绪十四年，是萧穆乃继杨守敬辈之后，到日本访书，而他能够在古逸旧本之外，注意到晚近时期日本学者的高水平汉学研究著作，眼光更显开阔。

    此《毕校吕览补正》日本一直没有刊本，萧穆所得既为作者原稿，自属“孤行于世，人未见者”，诚可遇不可求。其远渡东洋，得此秘本，难怪必收归书囊不可。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谭献对戴望窃取他的藏书，十分恼怒，直以“咄咄怪事”斥之，可是反过来却又如此无赖地抑留萧穆的书籍。钱基博评价谭献的品行，以为其“为处士则狭邪以自命风流，为仕宦则躁进以希冀一当”，此番攘人藏书之举，亦一证也。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