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叶拂尘古史新

    经过反复编校，当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修订本书稿终于交付印厂的时候，中华书局编辑鲁明的内心依旧紧绷。

    “人们常说：‘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修改、完善书稿的脚步。”几年来，复旦大学的修订团队和中华书局的编辑团队为这两部书付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终于，两部书要与读者见面了。

切磋琢磨，不惮烦琐

    2013年11月，鲁明暂停了其他工作，进入点校本两《五代史》修订本编辑组，直至两书付梓。与他同事的，有20世纪70年代参与过“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工程的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时任副总编辑的冯宝志、编审刘彦捷、编审王勖、编辑王勇和责任校对李晓霞。

    一个团队花费近两年的时间编辑两部书，这种慢节奏，在如今的出版界近乎奢侈。更何况，“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纵贯中华文明史，五代史记载的只是其中唐亡至宋兴之间一段短暂的历史。一百五十卷的清人辑本《旧五代史》和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论篇帙宏大，远不及其前后的两《唐书》和《宋史》，论版本复杂，也不及《史记》《汉书》。然而，在修订团队和编辑团队看来，两《五代史》的价值并不逊于其他各史。

    “五代十国虽称乱世，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点校本两《五代史》修订主持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说：“如果我们俯瞰中国近两千年历史，就不难发现，汉唐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世家大族为主的士族；而宋以后，下层出身的人士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即便称为庶民社会也不为过。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正是五代十国。”

    早在2007年，点校本两《五代史》修订工作就已经启动。从制定修订方案、样稿评审、完成初稿，到编辑审读、专家审稿、补充完善，每个工作程序，修订组与编辑组无不往返磋商，才最终定稿。

    2014年5月，初稿已经审读了半年有余，预定的出版日期临近了，但张学谦撰写的一篇题为《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的论文引起了鲁明的注意。这篇文章介绍，根据《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的著录，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一种写本《旧五代史》，尚未见有研究者提及。鲁明马上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修订组，修订组委托访日学者到静嘉堂查考原书，后由中华书局正式申请，从日本获得了此书的复制本。

    “《旧五代史》大概在明代就已经散佚了。我们现在见到的《旧五代史》，是清乾隆间开馆编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文献中辑出的本子。乾隆一代文网严密，清辑本对史书的原文进行了不少改篡。”鲁明说，如果静嘉堂藏本是一个忠实抄录《永乐大典》、未经清人讳改的版本，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发现。经过对比，静嘉堂本也存在讳改，价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尽管如此，在已经通校三个版本的基础上，这一年的暑假，修订组又完成了静嘉堂本《旧五代史》的通校工作，因为这个版本对于研究《旧五代史》辑出后版本的流传具有相当的价值。

    在工作接近尾声时，修订组为何要做这样一件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却未必会有重大突破的事情？鲁明解释说：“在一些校勘中，这个版本的文字可以作为重要的辅证，有时还会成为关键的证据。尽管，成为关键证据的情况并不多。”

    其实，对于修订组来说，这样的工作状态已成常态。几年来，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唐雯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博士两位修订组成员，放弃了大学老师本来不用坐班的“特权”，每天准时到达修订组办公室，互相审读对方的初稿，随时讨论商定，到最后已很难分辨初稿的分工情况。几乎每次上海之行，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都会把这间办公室作为第一站，了解书稿进度。

最后冲刺，呈上答卷

    全面调查海内外存世的两《五代史》版本；选定最接近原书面貌的版本为底本；凡具有文本价值的重要版本，均采纳为校本；系统排比互校两《五代史》的源出文献和相关文献；随时关注当代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一系列的学术选择，使得修订本的学术水平有了极大提升。

    书稿被分发到各领域专家的手中，进行逐卷审定。很快，专家意见纷至沓来。辽金史专家、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浦江是《旧五代史·外国列传》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的外审专家。“就这五卷的情况来看，比原点校本有明显推进，主要是他校工作做得更为充分细致，取校范围比原点校本要大得多，尤其是用《册府元龟》做了比较彻底的校勘，解决了不少遗留问题。”

    《旧五代史·礼志》的外审工作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吴丽娱，她认为：“修订小组做了很好的工作，版本对校、他校、理校工作都进行得比较充分，发现了原点校本不少明显或不明显的问题，包括错字、谬误和标点，补充出校或者保留、改动原校勘记的情况多比较合理，较少刻意出新的情况，整体比原点校本有较大提高。”

    “这两部史书经过此次重新点校后，整体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从这一点来看，重新点校‘二十四史’还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文玉这样评价。

    专家们虽然充分肯定初稿的成绩，但也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与此同时，鲁明也提供了两份详尽的编辑审读意见，《旧五代史》近20万字，《新五代史》13万余字。此外，他还撰写了两篇审读报告，介绍此次修订情况。“鲁明对于每一条校记的材料都进行了仔细的复核、补充，并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唐雯说。

    鲁明做的还只是一审。接下来的二审、三审，张忱石、冯宝志、刘彦捷等编审继续竭尽全力，为书稿把关。而作为终审负责人，徐俊的很多假日是在审读两部书稿中度过的，更多的审读意见汇总到一起。2015年年初，修订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修订组被“抓”到了北京，与编辑组坐到一起，协同解决复校和二审、三审过程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连续34天，每天工作12小时，只休息两个上午。

    2015年8月末，上海小雨，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修订本在上海书展首发。《旧五代史》新出校勘记2000多条，是原点校本的两倍多，修订标点2000余处；原点校本仅有158条校勘记的《新五代史》，修订本新补校勘记1000多条，修订标点1000余处。冒雨前来的读者，看到了一份充满诚意的答卷。

    然而，学者们、编辑们还是心怀忐忑。在未来的若干年里，这两部书将成为关于五代史最重要的文本。他们的忐忑，是对历史和学术的敬畏，也是对读者深沉的敬意。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