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船山记

导言

    王船山思想博大精深，论述别开生面，堪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媲美，亦如侯外庐先生所说，可以与费尔巴哈“并辉千秋”。

    湖南作为船山的家乡、船山思想的发源地，一直注重研究和传播船山思想，并与民族复兴、国家图强的时代呼声紧密结合，为传承、发展、创新湖湘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船山学的研究在全国甚至海外更是成果丰硕、名家辈出，如侯外庐、嵇文甫、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张岱年、任继愈、石峻、王孝鱼、萧萐父、冯契、唐君毅、牟宗三等，还有美、英、俄、日、韩等多国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船山学的领域，深化了船山学的内涵，提升了船山学的水平，扩大了船山学的影响，赋予了船山学新的生机与活力，使船山思想成为极富魅力的文化遗产。

    为了研究船山思想、光大船山精神、砥砺国人奋起，促进民族振兴，湘籍学人刘人熙（谭嗣同的老师）在创建船山学社的基础上，又创办了《船山学报》，于1915年8月20日正式刊行。在一百年的风雨沧桑中，刊物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与中华文化共命运，与时代社会共发展，其间虽历尽艰难，三次中断，三次恢复，但船山先生“历忧患而不穷，处死生而不乱”的精神一直贯注其中，刊物总能在各方鼎力相助下屡仆屡起，并在曲折中前行。

    回首百年，我们至为感谢那些执着的学人们一路相伴，大家为着共同的理想，用自己的精思睿识阐释并光大着船山的思想和人格，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以创刊百年为契机，《船山学刊》一定会有新进步，船山研究一定会有新发展，湖湘文化一定会焕发新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定会进一步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光加彩。

（周发源 作者系《船山学刊》主编）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他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伏栖林泉”、潜心著述，留下400余卷、800余万字的精神财富，建立了一种既“坐集千古之智”又“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思想理论体系，不仅对清以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而且对中华文明未来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别开生面的探讨，将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因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为船山先生。夫之因“绝迹人间，席棘饴荼”故而“声影不出林莽”，再加“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推挽”，故而使其学说长期湮没不彰。

    夫之思想的复兴与活化，如同夫之自己所预言的，那是两百年以后的事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一批救国救民和匡复华夏文明的志士仁人，经过自己艰难的比较和选择，认识到夫之思想的救世价值，将其与民族复兴的独立自强和民主革命联系起来，从而使夫之思想走出船山，走向长沙，走向全国。

邓显鹤、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

    1841年，素以“远绍遗闻，光我简册”称世的湘潭学人邓显鹤从欧阳兆雄处得知王夫之七世孙家藏夫之遗书，于是“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首次大规模编辑刊刻了王夫之的遗著《船山遗书》18种180卷，并撰成《船山遗书目录》附其后，从而使得夫之经学精华得以探头于世。王闿运在《邗江王氏族谱序》中指出：“船山祖籍维扬，本勋华世胄，遭明社鼎革，避世隐居，乡人无闻知者。至道光时，始得邓南村表彰之，求其遗书及其族人，则正有居湘潭以富商者，好文学，出重赀聘通人校刻姜斋说经史各书，而船山始显。”《船山遗书》的刊印，既是邓显鹤从事乡邦文献整理的一大成果，也表明其对王夫之民族精神、公义节操的表彰，对弘扬近代湖湘文化和精神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咸同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等湘军将领对王夫之学说极为推崇，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戎马倥偬之际，亦不忘研修船山著作。1863年7月9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邓小芸送其叔父湘皋先生书各种，内有《沅湘耆旧集》二百卷。余因取王而农……诸家一阅。”攻陷安庆之后，即开始“搜刻船山遗稿”。同年7月24日，曾国藩兄弟拿出白银五千两，在安庆开始刊刻并于1865年冬在南京完成《船山遗书》（亦称金陵本）56种、322卷，比邓显鹤刊刻的《船山遗书》更为全面和系统。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中写道：王夫之虽“深闭故藏”，其学不显于世，但他在两百多年前所作出的“穷探极论”与近世巨儒的“卓绝”之论“若合符契”，而其“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之精神气象呼之欲出，对今之学者多所裨益。王夫之思想经由邓显鹤、曾国藩刊刻的《船山遗书》及其表彰得以光耀于世，并一时成为士大夫竞相研读的热门著作。据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介绍：“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居多。”

彭玉麟、王闿运、郭嵩焘创设船山书院和思贤讲舍

    1876年，湖南督学朱迥然有感于船山研究人才的缺失，倡建“船山书院”于衡阳，次年在兵部尚书彭玉麟的支持下，张宪和在衡阳回雁峰下的王衙坪王氏宗祠创建船山书院。1882年，曾国荃将家藏《船山遗书》332卷珍本捐给船山书院。1885年船山书院由回雁峰迁往东洲岛，并由彭玉麟亲聘国学大师王闿运为山长。从此，东洲岛船山书院名之日显，“海内传经问学者踵相接”，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与此同时，郭嵩焘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所谓“思贤”即思念王船山、曾国藩等先贤，郭嵩焘亲自担任主讲，并撰联礼赞王船山学术思想与道德人格：“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思贤讲舍对船山思想有不定期的研习，对于传播船山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谭嗣同、章太炎、章士钊对夫之思想的新解与弘扬

    维新志士谭嗣同很早就学习王夫之的思想学说，自称是“私淑船山也”。尽管他与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湖湘士大夫一样极力推崇夫之思想，但他与曾国藩等人所理解、诠释的夫之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曾氏等人所诠释的夫之思想是“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而谭嗣同所理解的夫之学说则有“冲决网罗”的革命性和启蒙性，在清初三大儒中，“唯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谭嗣同还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同间，罗罗山（泽南）像稍为得著一点。后来我的畏友谭壮飞（嗣同）研究得很深，我读船山书，都是壮飞教我。但船山的复活，只怕还在今日以后哩。”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等人推崇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以此来号召国民投身于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之中。孙中山推崇王夫之，并将其视为“恢复中华”的思想先驱。章太炎指出：“当今之世，卓然而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人而已。”章士钊在《王船山史说申义》一文中更说：“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章士钊还说：“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清室以亡……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熊十力认为船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就是“志在中夏文化之复兴”。

刘人熙创办“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

    1912年刘人熙建议在“思贤讲舍”基础上创设“船山学社”，并于1914年6月正式成立“船山学社”，刘人熙为“船山学社”总理，1915年8月创办《船山学报》。在《船山学报叙意》中，刘人熙写道：“《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往独来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的创办，使夫之思想的研修、传播与变化民质的民魂再造、自强中国的国魂锻铸连接起来，在较大范围和较广领域活化了夫之思想，同时也成为担纲湖湘文化发展的重镇。

毛泽东与船山思想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其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多次去船山学社听讲，并在《讲堂录》中抄有王船山的多处语录以及杨昌济在课堂上讲解船山思想的听课笔记。1921年8月，毛泽东还利用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湖南自修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的过程中，认真研读《船山遗书》，并致信徐特立要求补齐所缺遗书各册。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并将姚虞琴赠送给他的船山手迹《双鹤瑞舞赋》，致信郑振铎要求入国家文物局保管。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包括王夫之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合理性改造的一面。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专门探讨了王夫之著作的幸与不幸。在冯友兰看来，王夫之在衡阳石船山潜心著述，其著作当时和后世很少有人知晓，这是不幸。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没有受到清朝当局的注意特别是文字狱的迫害，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著名船山学家萧萐父先生有诗曾言：“当年瓮牅秉孤灯，笔隐惊雷俟解人。三百年来神不死，船山应共颂芳春。”夫之思想走出船山，既成就了夫之，又张扬了船山。夫之走出船山，既是夫之自身思想蕴含的巨大能量及朝向未来的学术特质使然，更是时代、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呼唤夫之思想重光使然。这也印证了那句“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格言的深刻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