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一辈子一件事

    2015年8月，上海。

 

    细雨迷蒙中的华东医院，裹着一层神秘和素穆。大门左侧第一幢楼的病房内，住着很多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老人。但是，他们的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不同凡响的过往，他们的每一个微笑后面都藏着苦难波折的历史，他们中有峻青夫妇、黄宗英……

 

    草婴是其中的一位。

 

    他正熟睡，面容苍白平静。我心里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握住老人露在薄被外的双手。正是这双手，自1942年起陆续为中国读者介绍了众多苏俄作品，从肖洛霍夫到托尔斯泰，这双手，为中国读者推开了俄罗斯文学的窗户。

 

    “一个人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婴。”这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的感慨。1987年，草婴在世界文学翻译会上被授予“高尔基文学奖”；2006年获得俄罗斯“高尔基文学奖章”，并被授予俄罗斯作家协会荣誉会员。

 

    2014年12月，草婴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如今，这双手累了。但草婴依旧。他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不屈不挠，连医生都感佩他生命力的强大，超出了普通医学的理解范畴。

 

    草婴，原名盛峻峰，之所以为自己起笔名“草婴”，就是因为，草是最普通的植物，遍地皆是，但是又顽强坚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草婴说，他是一棵小草，想为世界增添一丝绿意。

 

    夫人盛天民几乎成为草婴的代言人。他是怎么走上翻译之路的？他的翻译秉持怎样的原则？相濡以沫七十载，没有人比盛天民更了解草婴了。

 

初 衷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同年12月，草婴随家从宁波避难到上海，那年他14岁。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唤起了一位少年忧国忧民和追求真理的朦胧意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文艺作品。

 

    草婴反复研读刚出版的《鲁迅全集》，并开始对俄罗斯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也就在那时，我开始跟一位俄侨教师学俄语，因为付不起更多的学费，每星期只学一次。当时没有一本俄汉词典，没有一本俄语语法书，学俄语确实很困难。”

 

    草婴曾说，自己读俄文、英文，走上从事翻译工作的道路，是受鲁迅的影响。“我以为，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巨人。他无论涉及哪一个领域，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变中国人的命运。”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当时，我地下党同苏联塔斯社合作，利用苏日还有外交关系这一情况，在上海创办《时代》周刊，专门报道战地通信和特写。周刊的实际负责人是地下党领导人姜椿芳。

 

    姜椿芳精通俄文，他通过新文字研究会知道草婴在努力学习俄文，就主动帮助他解决一些学习上的困难。从1941年苏德战争开始，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四年的战争，草婴通过阅读和翻译，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残酷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意义。他认识到，反法西斯战争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场搏斗。

 

    1942年，时代社又创办《苏联文艺》杂志，草婴开始为《苏联文艺》翻译短篇小说。1945年，苏德战争结束后，草婴正式参加时代社任编译。

 

    20世纪50年代起，草婴作为专业会员参加作家协会，专门从事文学翻译，译了一些苏联小说，主要有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第一部和第二部，《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等，还译过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盛天民说，草婴的翻译拥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要翻译什么完全是由自己决定。他喜欢朴素自然的作品，看到一本书觉得很感动想翻译出来时，就会马上翻译，不受外界干扰。

 

    1954年,草婴翻译完《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次年在《译文》上连载完后，当时，团中央宣传部发出推荐这部小说、学习主人公娜斯嘉的号召，在全国青年中掀起了学习娜斯嘉精神，“反对官僚主义，关心人民疾苦”的热潮。

 

    《海上谈艺录·草婴卷》中，谈到了《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对于中国文学界的主要贡献，这部小说和其他苏联作品一起，帮助催生了一个创作流派，即“干预生活文学”。金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这批‘干预生活’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

 

    王蒙在自传中回忆当初酝酿创作时的想法——

 

    “五五年或者五六年，团中央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与团员学习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此书描写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女农业技术人员娜斯嘉……对于我，一个21岁的团干部，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来说，当然颇有魅力。”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主人公林震的誓言即：“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

 

思 索

 

    “我从事翻译工作首先是为了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想通过翻译让读者了解反法西斯斗争的真实情况，从而增加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其次，我一向喜爱俄苏文学，因此也想通过翻译让中国读者欣赏到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丰富大家的精神食粮。”草婴与翻译家许钧的对谈中，曾如此表达自己的翻译初衷。

 

    草婴说，之所以介绍肖洛霍夫的作品，是因为他认为在苏联作家中，肖洛霍夫是继承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很出色的一个，尤其是继承托尔斯泰的传统，发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斯大林去世后，揭发批判个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断出现在苏联报刊上，这引起了草婴的注意。他渐渐明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强调人对人的恨，缺乏人对人的爱，也就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他深深地体会到，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在俄罗斯文学中，人道主义思想一直占据首要地位，而托尔斯泰就是杰出的代表，也因为这样，托尔斯泰被称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

 

    实际上，当年对肖洛霍夫的评价也是有分歧的，有人批评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宣扬人性论，不是社会主义作家，当时在中国同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但是，草婴通过反复阅读肖洛霍夫的作品，完全肯定他是伟大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应该首先介绍给中国读者。因此，20世纪50年代，他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大量作品。

 

    “文化大革命”中，草婴因此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江青污蔑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草婴便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吹鼓手’和代理人”，不但自己两度处于生死边缘，全家也都受到冲击。

 

    1975年，草婴在工地劳动，扛水泥包。一天黄昏，一卡车水泥开到瑞金路工地，他把水泥包从卡车搬到建筑工地的仓库。当他走到卡车边搬运时，还没站稳，车上的人就把一包水泥压到了他的背上。

 

    草婴的脊梁骨当时就被压断了，人也昏倒在地，立即被抬到附近的瑞金医院。经X光检查，确诊他的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一个多厘米。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轻则下肢瘫痪，重则有生命危险。

 

    因为草婴当时还是“牛鬼蛇神”，医院不允许住院治疗，医生就让他回家躺在一块木板上，一动不动几个月，让断骨自然愈合。

 

    草婴自此懂得了什么是“痛彻骨髓”。他躺在木板上，咬紧牙关忍受剧痛，同时下决心遵照医嘱让断骨自然愈合，绝对不能错位。他想，万一不能痊愈，下半辈子就要成为一个废物了。

 

    养伤期间，草婴反复思考，为什么江青要抓住肖洛霍夫做文章？他后来渐渐懂得，江青那帮人嗅觉很灵，看到肖洛霍夫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通过人们的悲欢离合，揭示人性的坚强和美丽，来宣扬人道主义，这同他们宣扬斗争哲学，鼓吹阶级斗争背道而驰。

 

    在《我与俄罗斯文学》中，草婴表达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我越来越清楚，在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这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也是人类无数次浩劫的原因。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也是草婴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如何呼吁人性的回归，如何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他把目光投向了列夫·托尔斯泰。

 

    “有人问我为什么特别喜爱托尔斯泰。我想首先是因为我特别敬重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托尔斯泰说，爱和善就是真理和幸福，就是人生唯一的幸福。我觉得托尔斯泰的一生就追求这样的真理和幸福，他就是爱和善的化身。”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草婴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

 

    “文革”后，草婴花了二十年时间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总共四百万字。“有人说，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我同意这个评价，而且认为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至今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准 则

 

    草婴的翻译计划十分庞大。他参照苏联版本制定了十二卷计划，包括列夫·托尔斯泰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即《战争与和平》（四卷）、《安娜·卡列尼娜》（二卷）、《复活》；四卷中短篇小说，按写作年代排列，分别为《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以及托尔斯泰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译成中文约四百万字。

 

    此前，周扬翻译过《安娜·卡列尼娜》，不过他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草婴看重的是原著翻译，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他希望译文尽可能与原著接近，甚至尽善尽美。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原著十分熟悉。

 

    草婴通常要看十来遍原著，有时更多，吃透后再开始翻译。他认为只有这样，原著中的一个一个人物才会在脑海里活灵活现，这就是形象思维。要翻译好作品，不仅要把人物关系理清，还得把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诸如习惯等搞明白。这是翻译前必做的案头工作。

 

    草婴喜爱托尔斯泰的作品，除了其中洋溢的人道主义精神外，还因为它们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他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应该引人入胜，发人深思。托尔斯泰作品就是具备这样的特点。

 

    “你读《安娜·卡列尼娜》很快就会被引入安娜的生活环境，她的悲欢离合不能不使你感情上下起伏，而她的悲惨结局更不能不引起你的深思，通过这样的深思，人的精神会变得高些，心灵不知不觉会渐渐得到净化。”草婴认为，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作家的水平主要看他塑造人物的能力，翻译家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他用另一种语言重新塑造人物的能力。

 

    托尔斯泰塑造安娜，倾注满腔热情，他不仅赞美她的外貌，而且充分展示其内心世界。他对安娜的不幸遭遇始终掩盖不住真挚的同情，而对造成她一生痛苦的贵族社会和以卡列宁为代表的官僚体制则怀着无法克制的仇恨。草婴在翻译时竭力领会托尔斯泰这种大爱大恨。

 

    有一次，他的学生章海陵上门拜访，发现老师忧郁又有些激动。后来草婴才告诉他：“安娜死了……我，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章海陵认为，草婴的译作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他把自己和原作者融合在一起了。

 

    “我在翻译时心情激动，一边擦眼泪，一边停下笔来。书中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的形象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他的故事一字一句都打动我的心。”草婴后来在《岂止一个人的遭遇！纪念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五十周年》一文中，写下了他当时的感受。

 

    “一部作品的成败首先要看作家对他所塑造的人物有没有真情实感。一个作家如果对他所塑的人物没有感情，他就不可能创作出一部好作品。同样，一个翻译家如果对他所翻译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感情，也不可能翻译好一部作品。”草婴的翻译之所以打动人，就是因为他对作品投入了真情实感。

 

    草婴深知，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工作，而任何艺术都离不开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文学翻译也是一种艺术工作，只不过这种工作不能离开原作，因此是一种艺术再创作。

 

    “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应该是译文读者读后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后的感受。当然，要达到这个要求并不容易，这里有时代背景的差异，有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的差异，还有不同语文本身的特点。翻译家要适当处理这些问题，确实要花一番功夫，使译文读者也能尽量欣赏到原著的艺术魅力。”

 

    在谈到风格和重译问题时，草婴说，原著作家的风格只有一个，但文学翻译家的风格要复杂些，因为它既有原著作家的风格，又有文学翻译家的风格，可以说是两者加起来的风格。因此一种原著，尤其是名著，应该容许有不止一个译者来译，让读者自由选择他所喜爱的译本。

 

    草婴曾经为某报写过一句话：“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文明的普遍准则。”这似乎可以作为他为什么要搞翻译的注脚。

 

    “他全部的翻译原则就是这样，他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进行翻译的。”盛天民说，草婴之所以对肖洛霍夫、托尔斯泰情有独钟，就是因为他们在作品中对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以贯之。

 

译 德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多年前选定的道路，他要毫不犹豫地走到底。”这是草婴的朋友谷苇对他的评价。

 

    的确，草婴儒雅谦和，凡是认准的事情就不会轻易放弃。小时候，他经常跟着当医院院长的父亲到农村为农民看病，渐渐地懂得了一个人要有爱心，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中学时期，草婴一直是班长，在学校里有个绰号叫“船长”。他有见识，有思想，号召力强，很有领导才能。但是为了翻译，他放弃了仕途的机会。

 

    “文革”结束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请草婴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总编辑。草婴考虑了几天，还是婉拒了。他对领导说，自己一辈子做翻译工作，其他的行政领导工作基本上没有经验，“还是能够让我继续干文学翻译吧。”市领导也就没有勉强他。

 

    其实，草婴内心想的是，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出来。

 

    草婴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就是文学翻译。

 

    几十年来，草婴没有工资，没有编制，没有职称，就靠稿费生活。他戏称自己是“三无”人员。前些年，有文件规定，早年在《时代》出版社工作的可以申请享受离休待遇。

 

    可是，草婴没有申请。他想，“我可以靠翻译生活，不必申请离休待遇”。

 

    草婴做文学翻译，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就做，不符合的就不做。翻译的量也不大，一年365天，每天平均只翻译一千字左右。

 

    20世纪50年代，每翻译一千字，稿费十一二元，这在当时很可观，但翻译的稿费并没有“与时俱进”，草婴曾作为中国译协副会长，多次为翻译工作者呼吁，希望能够有所改善，否则翻译作品质量将下滑。

 

    草婴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早就发现，翻译界中青年的中坚力量不够，真正甘于寂寞从事翻译工作的年轻人凤毛麟角。文学翻译变成“银发工程”，有些大学生中外文基础都很好，但是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没有得到落实，无法从事他们心爱的工作，这是值得深思的。

 

    十三年前，草婴就曾和同行一起倡议，希望翻译界牢固树立诚信、敬业、奉献的精神，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要努力增强职业使命感及道德责任感，反对不顾质量、追逐名利的错误态度及形形色色的抄袭、剽窃、侵权等违法行为。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曾在国际翻译日当天播出草婴访谈。草婴在访谈中谈到有关“知识分子良知五点”。良知是什么？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

 

    “心就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就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第三是眼睛。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不能只听媒体的介绍，也就是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第四是脊梁骨。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第五是胆，也就是勇气，人如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当然，我并不是提倡蛮勇，但我认为人活在世上有一定的胆量还是需要的，如果胆小如鼠，也就一事无成。”

 

    草婴说：“我做了一辈子翻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我平生只追求一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而俄罗斯人这样评价“草婴”的名字：“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我有一个想法，建一个草婴书房。”盛天民说，草婴爱书，喜欢欣赏古典音乐，家里有许多唱片和碟片，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使他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俄罗斯文化。

 

    从学生时代起，草婴就爱看外国电影。他曾经多次提到，希望传递列夫·托尔斯泰和外国文学的思想。因此，盛天民很想建一个草婴书房，主要容纳草婴的翻译作品以及收藏的其他图书，包括巴金送给他的签名本、其他翻译家给他的赠书以及曾经用的工具书等等。

 

    这个场所还可以供大家进行文化交流，办外国文学展览、讲座，让喜欢外国文学的朋友以及草婴的粉丝能在书房聚会。

 

    “大家聊天喝咖啡吃点心开研讨会，草婴的书可以借给他们看，放外国文学的电影，比如《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提高读者对外国文学的兴趣。现在年轻人不肯念书，草婴一生的愿望就是搞这个工作，希望对成年人有良好教育，我要把他的思想传下去。”盛天民说，现在还只是一个想法，资金和管理两大问题困扰着这一想法的进一步实施。另外，书房挂靠在哪里也是问题，等解决完这些问题才能落实。

 

    另外，盛天民还想设立一个外国文学基金，命名是“草婴外国文学基金”，鼓励青年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因为出版社要出一套文集，大概一套20本，我将把这20本书的稿费拿出来，拿到基金里。”盛天民说，这些想法的落实同样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目前，也只是一个美妙而遥远的梦想。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