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撼的历史见证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读到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后两部外国人士的南京日记——《拉贝日记》（1937.9.7—1938.2.26）、《魏特琳日记》（1937.8.12—1940.4.14），深为其历史记录的真实性所震撼。

一

    魏特琳教授的笔墨集中于收容了万余名妇孺难民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女性的敏感与细腻，感同身受地写出了女性的恐惧、挣扎、苦难、屈辱与反抗；拉贝先生则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不仅记下了自己的观察、体验与思考，而且征引了一批当时的文献，收纳了80余张历史照片，视野更开阔。两部日记最令人震撼的是对日军暴行的揭露。在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三天，日军就开始了对南京的轰炸。其轰炸目标，不单是军事设施，而且有中央党部、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及实验室、水厂、电厂、煤气厂、火车站、医院、民居，日本企图以轰炸的恐怖效果逼迫中国投降。不分昼夜的狂轰滥炸，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伤亡与心理恐慌。晴天是日军飞机肆虐的日子，阴雨天才能使人稍许放松。

    更为恐怖的是城破之后的疯狂杀戮。一支未能撤出城的守军部队，接受国际委员会的建议向其缴械后进入安全区，以为一定会获得战俘待遇，有的军人自行脱下军装，换上平民的衣服，也进入了安全区。不料日军丝毫不顾忌国际法，将缴械的军人与脱掉军装的军人强行绑走或以登记工作为由骗走，集中扫射，浇油焚尸，嫌焚烧太慢，就抛入江中与水塘里。安全区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被杀，理由是他们把军人放进了安全区。对普通市民亦大开杀戒，怀疑是军人的要杀，敢于反抗日军强奸、抢劫的要杀，要追回被日军掠走的妻室的丈夫要杀……一切都能成为日军屠杀的理由，数百名职工仅仅因其隶属于国有企业就被集体屠杀。日军的杀戮至少夺去了30万人的生命，两部日记里记录下了一幅又一幅生灵涂炭的悲惨场景。

二

    女性在战争中蒙受的灾难尤其深重。日军把陷落的南京城当成了兽欲发泄的场所。拉贝在日记中记述道：1937年12月14日，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女子被日军从家中抓走。仅12月16日一个晚上，就有大约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到强奸。日军强行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所成批地绑走女子，有的日本官兵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众人面，有的当着女子的丈夫、孩子、公婆、父母的面强行施暴。大规模强奸的恶名传出去之后，日军声称派出宪兵予以严惩，但只是训诫、赶走，甚至有的宪兵也加入了强暴的兽群。军纪极度混乱的日军被调走，新来的部队又是一批饿狼。疯狂的6周过后，侵略者与所谓“自治会”要求市民离开安全区回家，可是青年女子仍然不敢回家。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来曾经担心南京守军撤退会发生抢劫，但实际上，守军撤退时只是零星地抢劫一点粮食，而日军则进行了极其野蛮的抢劫与毫无羞耻的盗窃，大至汽车、家具、钢琴，小至鸡蛋、米面、蔬菜甚至卖菜所得的几角钱。白天明目张胆地抢劫，晚上鬼鬼祟祟地偷窃，抢劫的对象不仅有中国的富贵之家，而且有郊区的贫困农家，甚至连门上贴了德国大使馆布告的德国外交官的家也不放过。被抢劫者流露出不满乃至抵抗就有杀身之祸。抢劫之后为了掩盖劣迹，纵火焚烧房屋，六朝古都到处是死尸，到处是烟火，简直如地狱，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沦落为无耻、残忍的野兽。拉贝愤怒地斥之为“日本匪军”。

    侵略者亦知其罪恶行径见不得阳光，一度实行封城，外人进不来，里面不准出，尤其是外籍人士，更是严加防范，害怕南京惨剧的实情透露给西方。日本一方面疯狂作恶，另一方面无耻抵赖、撒谎欺骗，欧美舆论抗议日本违背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日本却平静地答复说：“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平民或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图。”拉贝愤怒地斥责道：“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日本占领南京后，日本飞机抛撒宣传品，向平民通告，“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受到人道的待遇”，日军参谋部参谋长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相信“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可实际上，所谓“人道的待遇”竟是一场集体屠杀的大劫难。

三

    两部日记在揭露日军罪恶行径的同时，对战时多方面情况亦有真实反映，如国际社会的公正与狡猾，国民政府的执着与失策，中国人在战争中的觉醒与成长。拉贝与魏特琳不约而同地写到日本人里面也有良知未泯者，如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等为国际委员会与日本军方的沟通积极努力，魏特琳记述了一名日本士兵为中国妇女解救关在日本人监狱里的丈夫提供帮助等等。

    两部日记在记录灾难、控诉恶魔的字里行间，也显示出人道主义者的人格力量。魏特琳赞美她的同事凯瑟琳，“如果她知道她的存在对别人有用的话，那么撤离虽能保存生命，但那样的肉体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也是魏特琳的自况。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魏特琳早在1912年就来到中国办教育，初任安徽合肥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转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37年日军逼近南京之时，政府迁都，亦令该校迁往后方安全区域，美国驻华使馆也力劝侨民暂避凶锋，然而，魏特琳教授毅然决定留守，眼见妇孺陷于险境，遂将学校辟为妇幼避难所，因阻止日军进入避难所施暴，竟蒙受日军批颊之辱。她精心筹划，妥善安置，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万名妇孺，被称为“活菩萨”；秩序稍许稳定之后，又设职业班，授女子以谋生技能，办补习班，使年幼失学的孩子接受教育。由于心力交瘁，积劳成疾，无法支撑，在好友的再三敦劝下于1940年5月回美国治疗，然而回天乏术，1941年5月14日长辞人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校长在追思会上称誉魏特琳教授做到了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与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

    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拉贝，1908年到中国，后来为西门子公司工作。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他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避难场所，在其私人住宅及小花园里就挤进了600余人，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官员，还有一位击落多架日军飞机的中国空军英雄，当他离开南京时以“佣人”的身份作掩护，把空军英雄带出险境。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这样的国际友人。

    拉贝先生与魏特琳教授在十分艰险的环境中，坚持记日记，保存历史资料，想方设法寄出去以防毁于战火或被日军搜走。拉贝1938年4月回到德国后，通过报告会等形式揭露日军暴行，在受到秘密警察的询问与警告后，将1937年至1938年在南京所记日记《敌机飞临南京》加以整理，添加当时的报告、照片等，1942年整理成书稿《轰炸南京》，留下一份扎实厚重的历史见证。这种记录真相的历史主义精神与关爱人间的人道主义胸襟弥足珍贵，值得发扬光大。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