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就业缘何不降反升

    就业，乃民生之本。近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持续走高，即便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也保持增加，2010年1168万，2013年1310万，2014年1322万。今年1至7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41万人，超过全年1000万人目标的八成。

    记者：经济增速下降，城镇新增就业不降反升，其原因是什么？

    莫荣：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包括经济总量的扩大、结构的优化、改革效应和就业促进工作本身等等。从GDP增速与城镇新增就业关系看，2004年到2011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应的城镇新增就业为104万人；2012年和2013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应的城镇新增就业为168万人。但这并不说明经济增速减缓对就业没有产生影响。城镇新增就业规模虽持续增长，但同比增幅从2010年的5.99%下降到2013年的3.48%；同期净增就业指标也是一直走低的，2010年达到峰值1365万人，此后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1138万人。此外，监测企业岗位持续流失、劳动力市场需求减弱、登记失业人数增加等也显示经济增速对就业的影响逐步显现。未来经济增速如果保持持续下滑，一旦超出一定底线，对就业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

    记者：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核算结果，2014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23560.94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占比为5∶34.7∶64.8，第三产业已在GDP占比中优势明显；北京2014年三种产业结构比例为0.7∶21.4∶77.9，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已接近80%。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否是就业数据逆势上扬的原因？

    莫荣：的确，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近年呈现上涨，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这也是经济下行，就业却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此外，“双创”政策也为激发创业动力、扩大就业提供了重要保障。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资本密集、技术和管理创新以及节能减排等因素使得二产吸纳就业能力减弱，对劳动者技能素质要求却进一步提高。以往，低端制造业吸纳大量低教育水平和低技能素质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将来，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可能将持续减弱。但需看到，目前第三产业中传统的低端生活性服务业所占比例大，以后应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商贸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形成可持续吸纳就业能力，这对从业人员掌握现代技术和知识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记者：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749万人，比2014年再增加22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如何看当前大学生就业难？

    莫荣：据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数据，2006至2009年，各季度求职人员中新增失业人员比例平均为21.2%，其中应届毕业生比例为38.2%，2010年一季度至2014年三季度，各季度求职人员中新增失业人员比例平均为24.9%，其中应届毕业生比例为46.3%，总体来看新增失业人员及其中的应届毕业生比例均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青年就业，尤其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值得持续关注。

    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十分复杂。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应届毕业生人数从2001年的110多万人增长到2014年的727万人，年均增长16.2%，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创造高端岗位的速度远低于毕业生数量的增速，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短期内供大于求。劳动力市场分割，岗位资源不均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毕业生就业区域、行业的相对集中。部分高校专业设置、培养模式与企业需求脱节，人才培养滞后于市场需求。社会关系网络的无形隔阂和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也增加了就业难度。

    记者：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一方面是很多企业苦于招不到高技能人才，体现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您如何看？

    莫荣：就业结构性矛盾是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区域、行业发展不均衡，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职业上升通道不畅等结构性矛盾交杂纠缠在一起的，需要协调推进系统性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结构性问题。

    当前中国就业结构性矛盾是在总量压力潜在基础上凸显出来的。据测算，到2030年之前中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一直保持在8亿人以上，劳动力总量资源依然丰富。虽然就业总量矛盾将逐步缓解，但仍将持续存在。同时，每一种结构性矛盾所涉及的群体数量也十分巨大，农民工群体超过2.6亿人，大龄低技能群体超过3亿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群体超过700万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超过900万人。就业结构性矛盾呈现出不同层级，每一个结构群体下面，存在更多的小的结构性问题。如农民工群体有老一代民工与新生代民工代际结构问题，高校毕业生有学历、专业等结构问题，大龄劳动者有城乡结构问题等。这需要相关政策既要有宏观的整体规划，又要有更强的针对性。

    记者：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应从哪些方面应对就业新挑战？

    莫荣：一是要建立完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联动机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着力推动技术创新，大力加强劳动条件改善，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二是积极调整教育结构，完善职业培训机制，加快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统筹各层级人力资源开发，建立从国家高层次人才到企业熟练工人培养的全方位系统政策支持体系。

    三是加快市民化进程，改变农村转移劳动力“候鸟式”生存，大龄劳动力过早退出市场、不能充分就业的状况，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稳定就业，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来源。

    四是实施援助和开发并重的就业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探索以项目制方式实施针对高校就业困难毕业生、企业下岗转岗人员、农村大龄劳动者等特定劳动者群体的就业促进计划。

    五是逐步出台实施提高就业质量的政策计划。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城乡、行业、性别等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在就业机会、社会福利、住房保障、子女教育、户籍等问题上“松绑”，把所有劳动者纳入公共服务对象范围。 （本报记者 冯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