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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9月15日 星期二

    历史不能忘却

    ——访天津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

    作者:本报记者 陈建强 光明网记者 朱斌 《光明日报》( 2015年09月15日 05版)
    殉难劳工名录墙 资料图片

        瘦骨嶙峋的躯体搬起矿石、干枯的双手紧握工具,两眼怒视前方——这是坐落在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内的一尊雕像。雕像石基上“在日殉难烈士劳工千古”几个字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醒目。广场西侧的在日殉难烈士·劳工名录墙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警醒着世人:历史不能忘却。

     

    在日中国劳工的斑斑血泪

     

        走进这座存放有2300多具在日殉难烈士及劳工骨灰的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瀛血泪——中国劳工在日本”的展览: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劳工在残暴的日本兵的押解下艰难前行,他们骨瘦如柴、尽显疲态……这一组照片记录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诱骗、贩卖华工和残杀俘虏以及无辜平民的万恶罪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将其作为强掳中国劳工的经办机构。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后,为解决其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开始酝酿实施强掳计划,日本内阁政府于1942年和1944年两次作出征集华人劳工的决定。强掳开始还以征民夫为名,后来则明目张胆地强行押解。有一组浮雕展现了劳工从家中被日本兵强行抓捕的情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拽住儿子不肯放手,未成年的孩子被拖倒在地,仍拽住父亲的双腿哭泣……据不完全统计,共有38935名中国劳工陆续被胁迫到日本,遣送到35家企业所属的135处关押场所。从此,他们经历了一场罄竹难书的非人磨难!

     

        “这些劳工大多从事着日本人不愿干的重体力劳动。”天津烈士陵园高增起主任介绍说,劳工们被强制从事开山、挖矿、土建、搬运等超大强度、高风险的工种。一组图片真实地记载了劳工们堕入人间地狱的情景——

     

        劳工被驱赶上“信浓丸号”货轮,关进闷热不透气的最底舱内,没有干粮吃也没有水喝。体弱的劳工病倒或死亡后,被扔进茫茫大海。

     

        一些矿山医院置国际人道准则于不顾,用中国劳工进行人体试验,画面凄惨得令人毛骨悚然。

     

        展览馆记录的一组数字骇人听闻: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有6830名中国劳工命丧东瀛。

     

    压迫下爆发的抗争怒火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天津烈士陵园目前正在修建一座花冈纪念园,这个纪念园将向世人复原中国劳工奋起反抗日寇压迫,发动震惊世界的花冈大暴动的悲壮一幕。

     

        1945年6月30日晩,花冈的700名劳工因不堪日本监工的凌辱,终因工友王丙辉被无辜迫害致死而奋起暴动。这次暴动以原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的上尉连长耿谆为大队长,共产党员贾毅民和游击队长李光荣等人谋划暴动具体方案。暴动的劳工处死了两名日本监工和一名汉奸后,冲出重围,转移至狮子森山。

     

        “花冈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在日本当局调动两万名军警上山围剿下,中国劳工因寡不敌众,暴动最终失败。但这次暴动振奋了在日中国劳工的反抗精神。此后各地的劳工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在天津塘沽,3位共产党员刘建民、范自强、王俊峰经过周密准备,夜间以咳嗽为号,率领劳工冲出牢棚,滚壕沟、翻电网,成功逃生100多人。

     

        幸存劳工之一刘连仁从被抓的那一刻,就寻找一切机会逃跑。在高密县城去火车站的路上,他趁队伍骚动之机逃跑,但被日本兵追击抓获。虽然逃跑被抓后会面临酷刑,但他始终没有放弃。1945年7月,他趁日本兵喝酒打牌之际,再次逃离成功。此后,他躲进了北海道的深山老林,过起了13年的穴居生活……1958年,他被人偶然发现,在中国在日华侨总会、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的保护下,刘连仁终于得以返回故土。

     

        刘连仁说,在逃亡山林的时候,曾经多次想过自杀。但是他实在不甘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要把日本鬼子的真面目揭露给所有人。”

     

    抗争仍在继续

     

        强征中国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严重罪行,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作出了明确的表态。但实际上关于中国劳工的诉讼案的受理极其艰难,除少数案件以和解结案外,大部分均被日本法院无理驳回,引发中国受难者和日本友好人士的强烈愤慨。

     

        记者从纪念馆的资料中了解到,从1988年8月开始,旅日爱国华侨林伯耀先生多次奔波于中日之间,开始了一场对中国劳工事件的全面调查。为了花冈诉讼,他曾数十次组织寻找幸存者,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为诉讼案取得阶段性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9年12月22日,“花冈惨案”幸存者聚会北京,成立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并发表致当年残酷地奴役过他们的鹿岛建设公司的公开信。2015年6月26日上午,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至花冈矿山的2名中国劳工及11名劳工遗属在大阪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要求道歉并索赔。日媒称,这是“花冈事件”相关人员首次起诉日本政府。

     

        从2000年开始,日本当地民间组织、中国劳工权益的支援者以及从中国过去参加活动的原中国劳工及其遗属,每年都会在12月4日这一天聚集到原三菱矿业公司所属的槙峰矿山旧址纪念碑前,举行“槙峰矿山被强掳中国劳工遇难人员追思会”,向死难者致以哀思。

     

        2010年,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着手搜集二战期间三菱、新潟港等日本企业役使中国劳工的详细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提供给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要求事件律师团。他们还组织相关劳工及遗属召开会议,推选代表配合律师团与日本相关企业进行谈判交涉。

     

        2013年4月7日,中国劳工案日本律师团、声援团一行24人来到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祭奠中国受害劳工刘连仁,参观刘连仁故居。

     

        刘连仁生前先后6次出访日本,向日本人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为讨回公道,1996年3月,刘连仁向仍然不认罪不赔偿的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3次赴日上法庭陈述。2001年7月12日,刘连仁全面胜诉,被告日本政府被判赔偿2000万日元。2001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战后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但是四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刘连仁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此后不再受理。

     

        为了更加清晰地向人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劳工犯下的滔天罪行,天津烈士陵园此前派出专门的队伍,辗转全国各地,寻访仍然健在的幸存劳工。“历经一年多时间,我们又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公开陈列。”高增起说,“我们有义务保护好这段历史。铭记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让我们时刻警醒,共同创造和平的未来。”(本报记者 陈建强 光明网记者 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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