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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山盆、王子臣俎、连盖蟠螭纹壶、黄金鸱鸮形马胄饰……顺着展厅一路漫步而去，一件件“国之重器”一览无余地陈列着，拉开了几十年来国宝追回艰辛路途的大幕。
9月11日，“近藏集萃”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特展开幕。以文物征集为主线，多年来历经波折入库的120余件套代表性文物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绝大部分是首次公开亮相。
“十余年来，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藏品总数达到453922件，相对于这40多万件藏品而言，展出的藏品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告诉记者，“不过，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国之重器”有多“重”
进入展厅的第一个板块，就是“近藏集萃”展览的重头戏“宗邦重器”，40多件国博近年征集并首次面世的青铜器个个如谦谦君子。此次展出的青铜容器大多带有铭文，史学价值非同小可。
“王子臣俎是现存唯一带有铭文的俎，两端共铸有鸟篆铭文8字，弥足珍贵。”策展人单月英介绍说。除此之外，士山盘作为西周王朝派遣使臣巡视南土诸侯和周边方国模式的记载物，填补了西周宾礼考古的缺憾；许多长篇铭文对于西周册命制度和祭祀礼仪的研究则有开拓性意义。
“宗邦重器”之外，其他几大展厅也特色鲜明。以宋代册页秋郊归牧图和柳荫牧笛图、金沙江全图卷等为代表的“文人翰墨”部分，是与天价迭出的书画市场“拔河”的成果，可谓件件得来不易；由42件佛教造像组成的“出世神韵”部分，融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精髓，绚烂多姿；“传世良工”部分则精选了20余件套手工器物，如春秋秦公的马胄饰、西汉贵族的环保灯、东汉桓帝的钢刀，活脱脱一幅古代生活的风俗画。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唯一能用文物系统展示中华文明通史的博物馆。”国博藏品保管研究部主任谢小铨说，举办“近藏集萃”展览，既是一次多年来文物征集工作的展示，也是为了提醒国人，“我们是谁，我们的根与魂在何处”。
“辗转归家”几成“归”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的第五部分“国宝回归”。相比此前的实物展示，许多“重器”并未亲临现场，而是以虚拟手段展示了包括子龙鼎、北朝石椁、圆明园兽首、宋代木雕观音菩萨坐像等重量级文物辗转流亡、风雨漂泊的辛酸历史，堪称本次展览的点睛之笔。
“这一对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失而复得的过程，就充满了戏剧性和代表性。”单月英说，她所指的，正是1994年被盗于河北曲阳的王处直墓甬道两侧的浮雕。经历多年的石沉大海，其中一件突然于2000年出现在纽约的佳士得拍卖行，引起骚动。国家文物局立刻照会美国使馆，并依据国际公约在政府层面展开多方交涉。
“我们不知道的是，另一件石刻当时刚被美国著名收藏家安思远先生购买。当得知这方天王像属于被盗文物，他将其慷慨地捐赠给中国。这也促成了拍卖行那件石刻的回归。”最终，2001年5月，这对失散多年的彩绘浮雕完璧归赵，回到了祖国怀抱。
相比于大量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这对石雕已经算足够幸运。据悉，19世纪晚期至1949年间，中国文物外流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列强国家的盗抢、西方探险者的低价购买或盗运、外国收藏家的收购以及古董商的贩运。由此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约有1000万件之多，除其中164万余件文物陈列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更多藏品则散落民间，于私人藏家机构间流转，或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失而复得”如何“得”
每一件国宝的归家之路，都离不开“文物征集”人员的艰辛铺垫。对于多年供职于国博藏品研究部的谢小铨而言，搜寻中华文明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吉光片羽，正是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国博的文物征集工作，并不是财大气粗、豪掷千金地简单购买，实际要复杂得多。”谢小铨介绍说，自国博成立以来，财政部每年划拨的征集资金是5000万元，自2012年后提升为1亿元。然而对于“价比天高”的古物文玩市场而言，这个数目并不算多。“对征集经费的运用非常严格，一般是以市场价格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为准。实际操作中的花费甚至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一边是高昂得惊人的拍卖价格，另一边却是有限的征集经费——为何为？如何为？这也成为征集人员时刻面临的严峻考验。费尽艰辛去搜寻散落的“文明”，原因何在？因为放在私人手里，它不是一种公共资源，只有回归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大众才能真正受益。至于如何用有限的资金征集无价的国宝，单月英说：“有时候的确要靠情怀，不是所有的收藏者都唯利是图，回归国博更多是一种精神感召。”
时至今日，国博的文物征集工作已经成为一个愈加科学而规范的过程。谢小铨告诉记者，凡是一切来源合法、符合国家收藏标准的文物线索，均可进入藏品征集程序。经初步鉴定、甄选，再邀请5位以上的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组成专家组，进行背对背的文物鉴定。最后根据专家的意见，将书面报告呈交馆长办公会讨论决定。“保障征集文物的质量，就是对公众负责，对国家负责。”谢小铨说。
（本报记者 鲁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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