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谏诤与文学

    唐代的谏官主要集中在中书和门下两省，是其中具有谏议职能之官员的统称。中书省属下谏官有：右散骑常侍二人，从三品；右谏议大夫四人，正四品下；右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右拾遗二人，从八品上。门下省属下谏官除给事中和起居郎外，与中书省恰好相对：左散骑常侍二人，从三品；左谏议大夫四人，正四品下；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左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左拾遗二人，从八品上。两省之外的翰林学士一职也兼具谏官的色彩，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凡翰林学士皆以他官兼领，而以谏官兼翰林学士的情况不乏其例，如梁肃以右补阙兼翰林学士，白居易以左拾遗兼翰林学士，李绅以右拾遗兼翰林学士，崔群以右补阙充翰林学士等；二是有的人在入学士院为翰林学士之前，曾经有过谏官的经历，如元稹做过左拾遗等；三是有的人在入充为翰林学士后不久即拜为谏官，如王涯，入院后旋拜为右拾遗、左补阙等；四是在翰林学士们的主观意识中，往往以谏官自居，而且在客观条件上，翰林学士作为皇帝近臣，可以方便地出入禁中大内，面见最高统治者，具有进谏的便利条件。

    中国古代士人一向具有抗颜进谏的所谓“谏诤”传统，每个人的“谏诤意识”都可以说根深蒂固。在唐代，士人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这个固有的传统，而且在实践这个传统的客观条件方面，比前代士人更具优势。其中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尽管唐代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凡是意欲有所作为的皇帝，一般比较鼓励进谏和注重纳谏；二是除了廷议之外，唐代士人还可以通过多种场合和方式来进谏，如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或对策、上疏等等。这样就造成了唐代士人追求谏官身份、以谏官的思维方式对待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的社会风气；而中唐文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和迫切：这是中唐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和中唐文人的社会使命感两方面因素的驱使所致。由于中唐君主越来越不能做到虚心纳谏，中晚唐之际，谏官们消极避祸心态开始形成。于是在藩镇、朋党、宦官三大社会矛盾重压下的中唐，谏诤传统的继承显得十分艰巨和可贵；中唐谏官更加强调守住本职，而在某种程度上把“越职言事”视为畏途。

    如在元稹的《论教本书》《论谏职表》《献事表》中，谏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然而现实的打击使得他的谏诤意识与谏诤传统开始产生了错位。元稹被黜的真正原因是他的“谠言直声，动于朝廷”。故其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痛定思痛地表白：“佞存真妾妇，谏死是男儿”，“世情焉足怪，自省固堪悲”，“犹胜忆黄犬，幸得早图之”。他后来与宦官交结而遭人诟病，在此已初露端倪。而白居易“谏诤意识”的演变轨迹，则与元稹大同小异。他对谏诤传统有着全面的了解并以实践证明了继承发扬谏诤传统的信念和决心，在黜为江州司马后，开始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同自己的角色之间的关系，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越职言事”，因而他特别强调和突出自己进谏和写讽喻诗时的谏官身份。

    唐代存在一个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即文人以谏官的身份或者角度，去思考和设计文风的构成要素乃至文学的发展方向。它是文人和谏官两种角色合二为一的结果，其中“谏诤意识”起了主导的作用。这种传统是贞观时期以魏征为首的一批谏官创立的。在中唐谏官的诗文写作活动中，尚能发现贯穿在其中的谏诤传统及其对中唐谏官的深刻影响，但这种精神传统的沉重和另寻寄托的心理也十分明显。

    关于唐代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认识问题。以往人们在观察贞观君臣的文风改革时，大都从雅正传统的重新确立角度着眼，很少注意到这一改革的谏政氛围，更忽略了魏征等人所开创的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而在探讨中唐诗文改革时，又是从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儒学思潮复兴的触发着眼，很少去关注这一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在中唐的延续。的确，如果不从社会角色的角度出发，去考察唐代文人的社会角色扮演意识，就必然会产生类似的结果。

    关注自己和他人的社会身份，早已经成为古人自觉不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常常会在各种场合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如果说，只要点出当年魏征、孔颖达、姚思廉、李百药、褚遂良等人的谏臣身份，留意一下贞观时期谏官异常活跃的史实，便可以明晓谏官在初唐文学设计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对于“四杰”乃至陈子昂，则需要着意挖掘其隐含的谏诤意识，才能发现他们在实现唐代文风转变的进程中，对贞观谏臣们文学设计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发展。而中唐文风改革的先驱者和实践者们，尽管都以高蹈超拔等“独始性”的词语评价陈子昂的贡献，但实际上他们和陈子昂一样，在继承魏征等开创的谏官的文学设计传统方面，都具有一贯和相通之处。也就是说，陈子昂的“独始性”是相对而言的。

    陈子昂官终右拾遗，故世称陈拾遗。在他一生的政治和文学活动中，无论是否担当谏官的角色，其谏诤意识都是十分明确的。他二十四岁时考中进士，就曾以“草莽臣”的身份，向初当政的武则天上《谏灵驾入京书》和《谏政理书》，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体现其文学思想的代表之作《修竹篇序》，则更是与贞观谏官们的文学设计大有相通和神似之处。对此，中唐的文人，尤其是那些诗文革新的先驱者们，是心中独有戚戚焉的。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文学主张中，可以发现这种谏诤精神和文学设计传统的延续，看到贞观君臣们倡导的文学理想的影子。而诗文革新的实践者如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翱等，则把这种精神和传统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从初唐到中唐，文风的设计和改革都贯穿着一条谏诤意识的主线；至于陈子昂，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已。

    关于中唐谏官文学的特色，涉及的问题很多，也较复杂，包括杂文学观念的复归、实用文体的革新，以及谏诤精神在中唐的消长等等。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在唐代以前经历了从早期众体合一的混沌状态，到魏晋时期文学独立成科而为文章之学，再到齐梁之际的文、笔之分的发展过程。此时，纯文学的观念产生了。进入初唐，在当时编写的几部前代史书如《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中，文、笔之分的概念还很明确。盛唐以后，随着文体改革的深入，文、笔之分又被原先的文章概念所取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所说的“文章道弊五百年”，其中的“文章”就包括了所有的文体，而中唐的古文家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章的概念的。从众体合一到文、笔之分，再回到文章概念，其间几经转换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唐代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即杂文学观念的复归。虽然文体看起来变得庞杂了，但是随着应用文体的回归，文学产生社会作用的基础却明显地扩大了，加之中唐的古文家们纷纷用新的态度从事古文写作，致使原来的文章概念从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改观。

    正是在杂文学观念复归的前提下，谏官们日常运用的工作文体，如奏状疏表对策等，又重新回到文学的园地，而由这些本身具有较高文学才能的谏官们去耕耘，其结果必然是促进了唐代散文尤其是政论文的发展。比如说奏议，包括翰林学士的制诰等文体，此时已经相当成熟，后来则发展成一种政论文章的门类，其代表作在唐代有陆贽的《陆宣公奏议》、白居易的《白朴》等，再后来就是宋人赵汝愚所编的《宋名臣奏议》和明人杨士奇等所编的《历代名臣奏议》等等。总的说来，唐代谏官们的实用文体写作，在客观上对古文运动是一个策应和支持；在全面推行文章的散体化方面，他们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中唐具有谏诤意识并形诸实际行动的士人还有很多，如韦温、独孤郁、独孤朗、张仲方、孔敏行、柳公权、宋申锡、韦仁实、刘敦儒、李景让、薛廷老、李绛、李德裕、阳城等。其中常被称道的，李绛尤其长于论事，“皆诚贯理直，谠切动人”；又如“（李）德裕意在切谏，不欲斥言，托箴以尽意”，由此可以推见中唐谏官之诗文的一般特点。

    元稹与白居易唱和之作中，《酬白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描述了白居易的制诰谏论等文章在朝中的影响，《白氏长庆集序》则描述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唱和诗即“元和诗”在民间的广泛流传的盛况。相形之下，他们的讽喻诗和新乐府在民间的影响就逊色得多。不过，当时人们对白居易《贺雨》《秦中吟》等具有谏诤意识的作品，也还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之为《风》《骚》，这实际上已经具有儒家经典的意味了。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