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在国家的夹缝中

    中岛幼八先生在年逾古稀之后撰写回忆录《何有此生》，并且是用日、中两种文字书写，在日本与中国分别出版。可见，他具有认知自我的自觉性，并且怀着与中日两国读者交流、对话的愿望，他知道自己的“此生”包含着超越个人的意义。

    70年前日本战败、“满洲国”崩溃的时候，3岁的幼八病弱不堪、气息奄奄。父亲被强征入伍、一去无音信，母亲身陷绝境、忍痛把他送给当地的中国人抚养。幼八活了下来并且健康成长，16岁时回到日本。中岛在《何有此生》中写到当年遗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孤儿，说：“不少孩子在战争的混乱中丧生，而幸存的这些孩子，之所以能够活下来，若没有中国的恩人是不可想象的。何有此生呢？请听我倾吐衷肠。”回忆录名曰“何有此生”，并大量讲述养母、养父、老师、同学、邻居、朋友的温情故事，显然是基于这种基本认识。不过，对于中岛幼八来说，蒙恩于中国人并非“此生”的全部，其“此生”存在于现代中日两国的复杂关系之中。因此，追问“何有此生”，能够问出历史、道德、思想方面的诸多问题。

“悲剧之子”的悲剧性

    1958年7月23日，发自天津的“白山丸”号到达日本舞鹤港，16岁的中岛幼八搭乘此船回到离开15年的日本。在同船回国的579名日本人中，他年龄最小并且是独自一人，所以报社记者在相关报道中称他是“悲剧之子”。小小年纪即屡历生离死别，确为“悲剧之子”。更重要的是，当年“满洲国”崩溃之后，类似的“悲剧之子”曾大量出现。许多“悲剧之子”已经死于战乱，有的甚至是被亲生父母杀死——某些走投无路的日本人自杀之前先杀死自己的孩子。相比之下，被中国人收养并健康地活下来的中岛幼八倒是称不上“悲剧之子”了。

    “悲剧之子”的制造者，是战败之前的日本——这个殖民主义、军国主义之国。1942年生于东京的中岛幼八，1岁时随父母参加“满洲开拓团”来到中国东北，其背景，是近现代日本的殖民主义侵略政策。据高乐才所著《日本“满洲移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记载，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之后，1932年即开始向中国东北“武装移民”。到了1936年，“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成为日本广田内阁的“七大国策”之一，并且成为“满洲国”的“三大国策”之一。结合当时日本国内外关系的大背景来看，此“国策”可谓“高瞻远瞩”、一箭三雕。“三雕”者，一是解决了日本国内的人口过剩问题，缓解了贫困地区的阶级矛盾；二是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分割了中国，为全面侵略中国建立了根据地；三是在满洲地区布下了防苏反苏防线。在此意义上，中岛幼八全家和其他“满洲移民”一样，是日本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的工具。而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后，“满洲国”的上层日本人和关东军自行逃走，将大量“工具”遗弃在战火与复仇的怒火之中。

    成为军国政府的工具又被军国政府抛弃，这是中岛幼八等“悲剧之子”之悲剧的本质，并且是大部分被移植到“满洲国”的日本底层民众的悲剧本质。在讨论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时候，人们常说“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谁是“日本人民”呢？无疑，“日本人民”不可能是指所有的日本平民，否则“日本”这个国家就被空洞化了，日本作为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将无从解释。只有引入阶级论的视角，“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之说才能成立。二战末期，受害最重的“日本人民”是四个群体。一是1945年3月10日美军的东京大空袭造成的约10万死者，二是在同年4-6月的冲绳之战中成为日军替死鬼的冲绳县民，三是同年8月上旬在原子弹袭击中丧生的广岛、长崎的平民，四是被日本政府与军队工具化之后推入火坑的“满洲弃民”——其中最悲惨的是那些无依无靠的“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前三者广为人知，战后一直受到广泛关注，部分东京大空袭受害者的亲属甚至组成“东京大空袭诉讼原告团”，从2007年开始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日本政府当年发动战争给国民带来的伤害，要求赔偿。相比之下，以“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为代表的“满洲弃民”却从未受到应有重视，尽管这个群体更庞大，受害更深。在此意义上，中岛幼八“何有此生”的追问，是对现代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控诉，是代表同一受害群体发出的。

“国家”之上的道德

    中岛幼八的中国养母孙振琴是像泥土一样平凡的农村妇女，种田之外兼当接生婆。她在第一任丈夫陈玉贵伤病去世后两次改嫁，因此中岛幼八有三位中国养父，分别是陈玉贵、李希文、赵树森。养母给了年幼的中岛幼八无尽的关爱。母子二人一起吃冰棍儿的时候，养母甚至是把自己那根冰棍儿沉淀着糖分的那一头给幼八吃。为了幼八将来能有一条好出路，养母居然与李希文离婚、与伙夫（厨师）赵树森“搭伙儿”（结婚），因为这样幼八的户口就能迁到太平沟，就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赵树森是孙振琴的第三任丈夫，孙振琴与他办了结婚手续之后又回到沙兰老家，继续和第二任丈夫一起过日子。但是，对待名义上的妻子的日本养子，赵树森给予了“大爱”。《何有此生》第二十章讲述他背着幼八走过雨后路基被冲毁、悬在水面上的铁轨，估计每一位读者读了都会心生感动。更为难得的是，赵树森对自己为幼八所做的一切怀着平常心。幼八要去哈尔滨联系回日本的事，他没有阻拦，一把给了幼八50元钱（在当时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幼八离去的时候他正在切菜，甚至没有转头看幼八一眼，只是对幼八说：“世界上大着呢。这次出去好好儿见识见识。”实际上，他在抚养中岛幼八之前，日本战败的时候，已经救助过三名父亲失踪、母亲病饿而死的日本孤儿。这是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善之人。

    孙振琴曾是“满洲国”的“国民”，赵树森曾经在天津当码头工人，后来闯关东到“满洲国”给日本人当长工。二人都是日本殖民侵略的受害者，在此意义上他们抚养中岛幼八可以在国家关系层面上解释为“中国人”善待“日本人民”。不过，这种解释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将年幼的中岛幼八作为“日本人”看待，那就涉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年少的幼八有能力作为“日本人”承担这样大的责任吗？二是孙振琴、赵树森等人作为底层百姓，是怀着自觉的国家意识、作为“中国人”来养育日本孤儿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促使孙振琴、赵树森等人超越国家利害关系、养育敌国孤儿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悲悯、善良、珍惜生命。正是这种伟大的、普遍性的品德，使他们超越了（或者说并不看重）国家层面的加害与被害关系。孙振琴作为接生婆，面对的是纯粹的生命。她是在幼八母亲将幼八送人而幼八病弱不堪无人收养的情况下，把幼八抱过去，说：“这条小命多可怜，好不容易生下来，连活都活不下去，这叫什么世道。你们不要的话，我拉扯！”所以，孙振琴、赵树森等人的善举即使可以置于国家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解释、称之为“以德报怨”，但那与蒋介石包含着政治考量的“以德报怨”主张也并不完全相同。

    遗憾的是，这种伟大、高尚的道德与唯利是图、趋炎附势、恃强凌弱的日本国民性之间存在着错位。20年前在东京，一位日本学生与我谈起中国东北人收养日本“残留孤儿”的事，说：“养育敌国的孤儿，这种事情日本人做不出来！”此言也许有些绝对，但至少，当年731部队在“满洲国”，确实是把用于做人体试验的中国人称作“圆木”。“圆木”不是“人”。

异质日本人

    中岛幼八回到了日本，但很难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日本人”，甚至再度成为生母的“儿子”都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他是在中国长大，思想观念已经形成，而且不会说日语，无法与日本人正常交流。《何有此生》这样记述他从“白山丸”号上岸时与生母见面的情形：“她讲了几句话，我听不懂。我的脑袋好像麻木了，根本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哭泣和拥抱，甚至都没留下多少记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极短的一瞬间，简直是空白。只清楚地记得我做的唯一判断——这个老太太可能是我的生母。”因为不会日语，日本的小学不接受中岛，他只好去横滨的中华学校上学。在战后日本，这种情形并非个别。由于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家庭利益冲突等原因，从中国返回的日本人多受歧视。《何有此生》已经写到拒绝把女儿嫁给“从中共回来的归国者”（“中共”即“中国”的代名词）的日本父母。据我所知，甚至到了1983年，还发生过日本某县民间组织提议将“日本残留孤儿”改称“日系中国人”的事情。如果这样修改，“日本残留孤儿”就会丧失作为日本人在日本社会应当享受的基本权益，因此该提议遭到“残留孤儿”们和支援团体的抗议与抵制。“残留孤儿”要在竞争激烈、人情淡薄的日本社会找到位置，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何有此生》书前“第十次长岭八丈岛开拓团孤儿日中名单”中的第一位是饭冢正子（中国名刘书琴），恰巧，我15年前在东京就与饭冢相识，2001年12月末还参加了她家迎接2002年的聚餐会，当时亲耳听她讲述了初回日本时的种种艰辛。

    在日本社会，“残留孤儿”多为“异质日本人”，拥有独自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中岛幼八同样如此，而且其“异质性”更多体现在思想方面。这异质性思想不仅表现在对近现代日本侵略历史的批判，更主要地表现在对战后日本右倾化政治的批判。他在回国两年之后就投身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而且从青年时期到晚年一直与日本右翼势力斗争，致力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他热爱的鲁迅和小林多喜二，都是反体制的批判性作家。对于小林多喜二，他甚至热爱到了模仿其姿势照相的程度。这种思想倾向、价值观念的形成，无疑是基于其特殊的“此生”。婴儿时期即被作为殖民主义工具送往伪满的“日本人”，就这样转化为现代日本的批判者。

    在我们称中岛幼八为“日本人”的时候，“日本”处于分裂的、包含着内部冲突的状态。

分裂于不同的“国家”之中

    中岛幼八的“此生”包含着“分裂”。这“分裂”的起点是“国民”身份的分裂，代表性符号则是他的四个名字——“中岛幼八”“陈庆和”“李成林”“赵成林”。他出生的时候是“日本人”，随父母到了中国东北之后是“伪满洲国人”，被中国人收养之后是“中国人”，回到日本之后再度变回“日本人”。三种或真或伪的“国民身份”的转换，映现着20世纪40年代之后中日两国的多种复杂关系，并且使他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在对于“何有此生”这一问题的追问中，他理解了自己，并且理解了历史、道德与中日关系，获得了普遍性的价值观。

    中岛幼八先生在《何有此生》的“尾声”中问：“我这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应当继续进行这种追问。今天的中日关系会赋予他的“此生”以新的意义。

    （作者董炳月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