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爷爷的油画,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走近从未谋面的爷爷的机会。他一生爱国、忧民,抗战时期更是用画笔救国,尽了一个画家的全部心力。
爷爷擅长中国画、油画和素描,作品多取材现实生活,或借古喻今。抗战时期,他不仅通过大量画作寄托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情怀,更通过绘画筹款,为抗日作出贡献。循着这些画作,逆70多年的岁月而上,爷爷以笔为枪、抗日救国的动人画卷在人们眼前徐徐展开。
1939年1月4日,由于国内局势紧张,爷爷不得不从香港乘荷兰轮船“万福士”去往新加坡。临行前,爷爷给我的叔伯、姑姑留信道:“我因要尽到我个人对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南洋卖画,捐与国家。”
到新加坡后,爷爷立刻举行抗战义卖。当时没有拍卖公司,买家如欲购买,就在画作上贴红纸条。那时,爷爷的一幅画,经常同时被贴了几张红纸条。为了筹款,爷爷就当场再画几幅。那个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画作,约有800多张,筹集款项约10万美元。当时,美国的一辆家用汽车才350美元左右。
他的画作《侧目》,就创作于这次筹款募捐之际。画中,一只雄狮正对着一条蛇侧目而视。爷爷把毒蛇喻为侵略者,双目放光的瘦狮则象征着中华民族,睡狮已经觉醒,目光中充满着对敌人的鄙视和仇恨。
另一幅画作《放下你的鞭子》,取材于当时在新加坡演出的抗战独幕剧。这幅以抗日为题材的画作,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生活气息浓郁动人,真实记录了当时的艺术家们为抗战作出的贡献,也展现出爷爷对抗战的决心。
1940年,爷爷身在印度,听说祖国约20万民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打通了滇缅公路,顿觉热血沸腾,于是想以“愚公移山”这一中华民族的古老寓言为主题,表达中国人民坚韧不拔地战胜一切困难的民族精神,以鼓舞民众团结抗战的决心。他以国画和油画两种画法,分别创作了几乎与真人等比例的《愚公移山》。这不仅是伟大的艺术作品,更体现着爷爷心系祖国命运的深情。
后来,东南亚各国沦陷,日军四处检查,谁家藏有爷爷的作品,轻则问罪,重则有性命之忧。为了保存他的画,很多人都抠掉了他的落款和印章。爷爷的画笔就是他的“枪”,令日寇胆战心惊的“枪”。
爷爷将自己的艺术造诣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结合在一起,把绘画艺术的社会功能发挥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现在,我最关心的是徐悲鸿纪念馆的重建工作,展厅面积将从以前的1000多平方米,扩大到5000余平方米,计划于今年年底开放。我十分期待能够用更好的条件,陈列、保存爷爷的画作。我相信,爷爷的爱国精神和他的艺术创作,将不朽于时代。
(本报记者 李苑、董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