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平凡的路,更不平凡的人:就是他们,冒着饥寒与疟蚊的袭击,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锹镐,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为民族争取平坦……”
70余载已过,诗人杜运夑的诗句依旧在蜿蜒的云南省滇缅公路上回荡。
8月15日,记者专程赶往滇缅公路龙陵段,去寻访“抗战生命线”和它的总工程师段纬的故事。
临危受命修筑“抗战生命线”
汽车在颠簸着前行,眼前这条路就是被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称为“世界之奇迹”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由当时留学归国的段纬担任总工程师,现在看起来虽然简陋,但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公路的最高水平。”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吴宝璋对记者说。
抚摸着残存的历史痕迹,当年滇缅公路修筑的情景再次浮现。
1937年8月20日,日军开始封锁中国沿海,阻止其他国家向中国运送抗战援助物资。开辟对外通道,摆脱日军封锁,成为中国抗战的当务之急。
“上海既失,即无国际港口,国际交通顿感困难了……即刻着手修筑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这样可以直通印度洋。”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在《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中提到。
“但公路要越过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高山大岭,以及漾濞江、澜沧江、怒江,以当时的工程水准和环境,修建的难度可想而知。”云南省保山市博物馆研究员李枝彩说。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抗战局势急转直下。而这时仅存的国际运输通道滇越铁路又遭日军破坏,滇缅公路修建迫在眉睫。就在这时,年近50岁的工程师段纬临危受命,进驻保山市主持这项重大工程从下关到畹町段的修建工作。
“除湘省外无出其右者”
1889年,段纬出生在一个白族书香门庭,幼年就学私塾,勤勉好学,19岁时被选送到云南最高的官办外语学校——昆明“方言学堂”读书。1913年,怀着“科学救国”壮志的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公派赴德留学。
段纬回国后,受聘为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土木工程教授,成为云南籍第一位专职土木工程教授。
回国后的段纬不仅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授给学生,而且主持修筑云南省公路。1937年4月,历经八年时间,他主持修建的昆盘公路全线竣工,这条路结束了云南去内地要先去越南再绕道香港的历史,公路质量很高,被当时专家考察团评价为“除湘省外无出其右者”。
1938年1月,正值滇缅公路修建困难期,段纬被委派为“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处长,并担任总工程师、全线工程总指挥和技术上的最高决策者。段纬带领滇西民众开始轰轰烈烈地铺就这条西南“生命线”。
“可同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的世界奇迹
“修公路,大建树;凿山坡,就坦途,利济渡……”如今,在龙陵县远征军纪念馆的抗战文化墙上,镌刻着时任龙陵县长王锡光所做的《滇缅公路歌》。
“当时滇缅公路限期一年完成,修建任务极其繁重。为激励广大民工加快修路进度,王锡光专门写了这首《滇缅公路歌》,命民工一边劳作一边唱歌,以解除疲劳。”吴宝璋介绍道。
远方战火连鸣,时间愈加紧迫。段纬指挥着十余万筑路大军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几乎踏遍了公路沿线的每一处。“他整日都奔忙于工地,一日三餐都在工地上吃,晚上住漏雨工棚,几次染上疟疾,险些危及生命。但他仍然抱病工作,不离职守。”吴宝璋说。
当时由于缺乏筑路机械,民工们就用畚箕、碾子、草绳等原始工具凿石运土。工程开工后不久,疟疾又大规模暴发,很多筑路者的生命被突然夺去。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历时9个月,全长959.4公里的抗战生命线终于修建完成,举世震惊。《泰晤士报》连续三天发表文章和照片,称其为“可同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的世界奇迹。
“滇缅公路对滇西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仅运输抗战物资就达49万吨。它的修建就像给中国建立了一条强有力的输血管,如果没有它,滇西反攻不知会延后多少年,这是一条英雄而伟大的路,是20万云南儿女和工程师用双手挖出来的血路。”吴宝璋深情地说道。
在谈到滇缅公路时,段纬的儿子段之栋回忆说:“父亲把所有心血都献给了滇缅公路,记得功果桥段竣工时,由于桥修在两山之间,江水湍急,无一人敢率先过桥。父亲毫不犹豫驾起一辆车,说道:如果我不幸掉进江中,就算我为抗日捐躯,死得其所。”
夜色降临,汽车继续在公路上穿行,杜运夑的诗歌再次在耳畔响起:“放声歌唱吧,接近胜利的人民,新的路给我们新的希望,而就是他们给我们明朗的信念,光明闪烁在眼前。”
(本报记者 刘江伟 任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