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明。
文化抗战,抗战文化。
当我们从这个视野考察中国的抗战史,面前似有无形的江河奔涌而来——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奏响,徐悲鸿的《战马》画就;萧红将家国悲欢写入《生死场》,艾青用一腔热血浇筑《向太阳》;《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呐喊:“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的窑洞里向中华大地发出怒吼:“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战场之上,战马嘶鸣、血洗黄沙;战场之外,学生、老师、报人、学者、诗人、作家、科技工作者从海外奔向国内、从后方奔向前线、从国统区奔向延安。
土木工程专家带领滇西20万民众,在云南崇山峻岭中铺就滇缅公路,让“抗战生命线”一寸一寸穿过云岭、怒山,越过漾濞江、澜沧江。
抗日军政大学以窑洞为教室、以石头为桌椅,九年间为抗战前线输送了十万名优秀干部。四面合围、黑云压顶,抗大学子“人类解放”“救国责任”的歌声不绝。
漫天烽火中,中国大学大规模内迁,教授学子们,衣衫褴褛,但精神抖擞,辗转迁徙,却一路弦歌。西南联大师生更发出“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的呐喊。
留下名字的人,仅仅是被打捞上来的历史;载入史册的事,只是文化抗战的沧海一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洪流,他们给了抗战理论的滋养、文化的动员、精神的鼓呼,更在守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在世界历史中寻找中华文明的坐标和方向。
文化抗战助推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普及,让四万万同胞由亲缘认同、乡土认同,转向对全体中国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文化抗战重新审视了一百多年来文化“西化”的趋势,再次确立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将中国文化作为审视世界文明的框架。
文化抗战促成了中国知识阶层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气概,拓展成为追求民族解放与复兴的共同理想。
文化抗战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伴随着知识分子奔向延安的脚步声,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在新的历史关头找到了走向复兴的道路与理论。
文化抗战,不仅是“一曲《黄河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更在寻找“中国往哪里去”的答案;抗战中的文化力量,无论是救亡报纸还是抗日诗歌,无论是延安文艺还是孤岛文学,都是在为民族精神赋形。
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们为读者献上十个版的文化抗战特刊。相信读者也一样会发现:一首诗能盛得下民族的魂魄,纸笔写下的历史,能发出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