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崛起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所有战争中，抗日战争最惨烈，也最悲壮。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引领并激发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推动并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抗战旗帜下的空前大团结，成为赢得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年了，那场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战争阴霾并未消失，世界和平正义仍然面临严重威胁。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我们尤其需要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一、民族精神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回顾抗日战争，谁都无法否认，中华民族精神对于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讲话中所指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在鸦片战争后的近100年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一败再败，原因不全在于“国贫”，还在于“失魂”。国家大而不兴，军队多而不强，制度颁而不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萎靡状态。甲午战争前的北洋海军，武器装备不弱于日本，各种典章制度也建立起来了，结果却全军覆没。这种失败，既是国家之败，也是军队之败，但根子却在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发展走向。

    中华民族并不缺精神，也不缺有精神的人。遥想当年，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令敌闻风而退，陈汤那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是何等豪迈！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农业文明太长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积淀厚重农业文明的同时，也在消磨中华文明的锐气。农业文明内敛、持重、恋土的文化，缺乏创新、冒险的基因。昏庸的晚清政府，更以自己的无知、无能放大了这种“短板”效应。皇家只想保住帝位，官员不思进取，被统治者则愚昧、麻木。在此条件下，财富被贪污挥霍，舰船沦为争权夺利的筹码，引进的“先进制度”也成为摆设。反观对手，尤其是近邻日本，却是磨刀霍霍，充满杀气。日本人以樱花为国花。樱花，其灿烂盛开之日，便是凋谢零落之时；武士，当其命殒疆场之时，也是其自认最为荣光之时。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切腹”。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自杀方式，却最受推崇。以涣散之国、庸懒之民抵御如此凶悍之敌，岂能不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中国因战败陷入民族发展最低点。但若以长远眼光辩证分析其影响，这场战争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开始？签订《马关条约》，引发1200多名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因不满“巴黎和会”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侵占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深埋于民众心底的怒火。中华民族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屈与辱，而是更加残酷的生与死。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决不容忍别人肆意侮辱欺凌，一旦意识到生存的严重危机，便会万众一心奋起反抗。所以，抗日战争既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顶峰，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顶峰。这两个“顶峰”折射出的，不仅是近代中国的悲惨命运，而且还有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

    战争是民族精神的磨石，民族精神是战争的利器。在抗日战争的磨砺中，中华民族精神升华到了全新的高度。也许是文化差异的缘故，东方人比西方人更看重精神因素对战争的作用。1937年8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京发表演说称，日本“唯一目的是使中国屈膝，消失其战斗意志。”1939年，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和《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两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其目的，妄图“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著名军事家蒋百里说：“敌人可侵占我城市，可屈服我政府，但决不能屈服一国的文化，更不能屈服一个民族的意志。”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是两个民族精神的较量。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把民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日本把武士道精神异化到了极端。抗日战争，日本之败，不是败在精神，而是败在精神的法西斯化，所以，至今仍不承认败给中国人；中国之胜，不是胜在武器装备，也不是胜在地广人多，而是胜在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大迸发。

二、中国共产党人是重塑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

    民族精神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总是在民族危难时被唤醒并迸发出来。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使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中国之所以能够绝地反击，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政治力量的引领。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人秉持民族大义，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历史重任，激起全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重塑了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和正确主张，展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燃起了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战宣言，接着连发三份宣言和决议。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把整个国家全面转入战时轨道，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实行《国家总动员法》，对国民实行半强制性管制，同时在中国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坚决抗战、全面抗战，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创造了一整套激励民族精神的有效办法，在动员全民族反抗侵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武汉沦陷后，国内“速胜论”“亡国论”盛行，欧洲战场多国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战争形势，提出了持久战的总方针，鼓舞全国军民抗战到底，在全国推动形成了抗日斗争的热潮。“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成为民众积极投身抗战的真实写照。一大批知识分子以笔代枪或投笔从戎，坚持抗战到底。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战场上，无数中华优秀儿女因为有以死报国的绝对信仰，坚信牺牲自己就能换取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独立自由，所以勇往直前、慷慨赴死。

    中国共产党人以自身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模范行动，激发和弘扬了中华民族抗暴御侮、血战保国的精神传统。毛泽东对抗大学员说：“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个人是不抗战到底的！”“一定要全体一致，抗战到底！”与此同时，疯狂至极的日本军国主义也在动员，东条英机给日军制定《战阵训》，要求“百事不惧，沉着大胆，处理难局，坚忍不拔，以克苦难，突破一切障碍”。

    敌后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战果。《新华日报》这样评论敌后战场：“在困难万分的物质条件下，完全得不到一点接济，却能够发挥创造的天才，运用陈旧落后的武器，产生这样新奇的战术：‘麻雀战’‘地道战’‘吸弹巢战术’‘礌石滚木战术’……”抗日期间的共产党人，为了救国救民，或沥血孤营，或横刀敌阵，或战死疆场，或宁死不屈。左权、彭雪枫、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一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将领为国捐躯，出现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忠烈群体。“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和最顽强彻底的拼搏精神，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激起了中国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豪情，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的伟大抗战精神，立起了新的民族精神坐标。

    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倡导建立并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把中国人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发挥到极致。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然而，一个民族潜藏的民族精神和内在生机，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总会由代表民族希望和未来的先进群体以博大胸怀、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激发出来。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在中华民族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国共两党化敌为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的一面旗帜。毛泽东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共产党敌后战场，军队与老百姓，军事斗争与非军事斗争，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互配合；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抗战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使日军陷入困境，走上覆亡之途。

    中国共产党人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联合其他反对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侵略，极大地弘扬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反对侵略、捍卫正义的精神追求。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就提出：“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在中国独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困难时期，中国竭力向世界宣传“和平不可分割”，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从德国闪击波兰、击溃英法联军，到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中国一再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1942年1月，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形成，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既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大力支援，也以派遣远征军等形式与其他国家人民并肩战斗。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击时间最长，付出的代价最大，牵制和消灭的日军最多。中国的顽强抗战，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减轻了苏联卫国战争之忧，有力支持了美国太平洋战场作战，为维护人类和平与正义，最终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英国军事评论家富勒在评价二战时指出：“美英所引以为幸的是，日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和控制印度洋上的战略要点，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在太平洋上拼一死战，这正是由于中国抗战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给予了重大影响的结果。”

三、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焕发民族精神荣光

    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抗战胜利70年来，中华民族在经过抗战砥砺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伟大的民族精神将是激励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底蕴和灵魂。抗日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大遗产，是它以极为深重的民族苦难这种特殊方式磨砺了中华民族在百年积弱中日趋萎靡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实现了浴火重生。这种民族精神既是抵御外侮之魂，也是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之魂！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上对爱国主义的认识不尽相同，其中也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有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界限趋于模糊，爱国主义不再重要了；在某些人眼里，抗战英烈的英雄壮举成了不合常理的无谓牺牲。然而，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珍视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尚未完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而言，爱国主义精神更是弥足珍贵。现在，国际上“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中国的和平崛起面临一系列矛盾问题的困扰。这些都警示我们，追梦之路绝非坦途，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任重道远！中国梦归根到底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梦。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铸牢爱国主义这个民族精神之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以团结统一为重要内容的伟大民族精神。各民族团结统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希望所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和团结的重要标志，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抗战胜利70年了，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团结凝聚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各民族、各阶层、各领域的人民群众，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汇聚最广泛的力量，坚持团结统一，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思想多样、利益多元的时代，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人们有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以缩小贫富差距为由，主张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人以西方模式为标准，否定现行政治经济制度。“左”右之辩和主义之争的实质，都是试图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百年追梦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盘散沙不能成就复兴伟业，各行其是实现不了光明愿景。当今中国尤其需要团结统一，努力形成社会共识，凝聚中国力量。团结统一的“正能量”，既源于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也离不开人民对自身利益的感受与认同。中国梦最大限度地兼容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全体人民都能从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中看到自身利益所在，都能在改革开放中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从而结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深化改革才能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才能共创辉煌。只要我们着眼民族复兴，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各项建设，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就能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底色、协和万邦为国际风范的中华民族精神。铭记历史是为了维护和平、面向未来。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外来侵略欺凌、饱受战祸之苦，深知和平之可贵。抗日战争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启示之一，就是珍爱和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年来，随着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国家对我国发展壮大存在种种误解和疑虑，“中国威胁论”尘嚣甚上。对此，习主席做出了明确而坚定的回应：“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战争与和平从来就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中国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正在崛起的中国会吞下损害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无数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时刻警惕和克服“和平积习”，防止陷入歌舞升平、萎靡懈怠的“太平幻境”。和平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来支撑，需要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来守护。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人以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的血性与担当，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引领者、创造者。同样，当代中国军人也要勇敢地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这种赞誉和尊敬，是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赢得的。今天，我们更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勇敢地承担起伸张正义、反对侵略的历史责任，继承万众一心、团结奋进的光荣传统，彰显百折不挠、勇于创新的民族品格，坚定不移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前进。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委、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