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

    正在济南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史学家展现的最新成果表明，一场基于网络技术和大数据的研究资料、分析手段乃至书写模式和传播手段等的变化正在史学研究中悄然发生。为了阐释网络数字技术对历史学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本届大会专门设立“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主题，来自美国、俄罗斯、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历史学家围绕“数字化历史：挑战和可能性”“新工具、新叙事、新历史”，以及公共史学、历史学的使用和滥用，全球范围内推动数字化的历史等话题展示了各自探索的最新成果，激辩历史学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问题。

数字历史与公众史学

    国际公共史学会主席、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教授瑟奇·诺里特认为：“传统的历史学正在走向数字化，数字历史处于所谓人文学科数字化转向的前沿。”

    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曾提出，大数据将催生史学大变革，在资料来源和处理方式上，大数据成百倍、成千倍地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除传统的文献与遗址、遗物外，人类存留的所有纸质的、音像的和其他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料，几乎都可被用来协助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为大范围、长时段定量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历史学研究与大规模基因检测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家族史、宗族史、移民史、民族史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实践。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汤姆·杜布林表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现在那么多人已经变成历史资料的提供者，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发布各种史学材料，可以参加在线的网络会谈，用这种方式共享知识。”

    “数字历史，不仅带来新资料、新工具，也将产生新的历史学家。”瑟奇·诺里特如此断言。大数据使日常的、琐碎的巨量历史资料可以被便捷地利用，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自由书写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乃至国家的历史，并通过互联网、微信等手段加以传播，还可以及时通过对历史问题发表评论参与史学建构。历史学走出象牙塔，进入寻常百姓家，催生了公众史学的勃兴。

机遇抑或挑战

    数字化浪潮使史学在资料来源、研究手段、传播形态等方面产生巨大变革的同时，也给历史学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或者说是需要加以面对和克服的问题。

    一方面，对数字化和量化研究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认识偏差。汤姆·杜布林提出：“数字化的文章能够呈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但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要保证各地学者能够接触并及时占有分分秒秒都在更新的数字化资源。”

    另一方面，大数据使得史学表现形态及传播形态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公众史学融通学术知识和日常交流的实践有助于知识的分享，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鱼龙混杂、不负责任的所谓历史新诠释、历史新故事。“公众可能会在网站上找到错误的历史，还有一些网络论述可能出于某种目的重新建构历史，以此影响主流社会历史观。”罗马大学教授奥兰迪说道。

    “抵制由于新媒体广泛传播导致历史知识的稀释以及扭曲，最好的办法就是历史学家自己学会运用这些新技术，以新的方式触摸过去，感知现在，了解未来。”瑟奇·诺里特在会上强调。

    “毋庸讳言，如同任何文化转型一样，‘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也伴随着很多问题。”山东大学教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家咨询组组长王育济表示，且不说“以检索代替研究”“以粘贴伪装学问”等乱象本身就是对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伤害，即便是大数据为正规学术研究所带来的“高效率”，也包含着技术对研究者的异化……因此，重视理论指导、合理运用新技术、加强史学家基本素养等，仍是亟须正视和考量的问题。

    （本报济南8月28日电 本报记者 户华为 周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