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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25日 星期二

    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

    作者:陈平原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25日 09版)
    作者近照 资料图片
    图为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在路上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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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抗战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晚年曾撰《昆明往事》,开篇便是:“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这段话,若将地点及校名抽离,代入自己所在的区域与大学,可作为无数抗战期间内迁的中国大学师生的共同心声来解读。至于后世读者,面对如此跌宕且辉煌的“往事”,很难不肃然起敬。

     

    90%的大学内迁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面对强敌,国民政府提出以空间换时间,即所谓“苦撑待变”。因此,也就有了近乎不可能的大撤退——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了政府内迁、工厂内迁、企业内迁、学校内迁、文物内迁等。如此大规模内迁,“衣冠西渡”,没有丧失战斗意志,固然很不容易;而西南大后方接纳和安置了大批内迁的机关、工厂、学校和人口,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同样值得高度赞许。本文所讲述的“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必须放置在如此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

     

        最初的激烈动荡刚刚过去,迁徙后方的大学也基本站稳了脚跟,出于总结经验、自我鼓励以及招收新生的需要,大学开始“讲故事”。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乃“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加上以后几期杂志,总共讲述了37所大学“抗战以来”的情况;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3月所刊《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王觉源编),全书收文47篇,也就是说介绍了47所大学。而1941年10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第3版刊有《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此文原为表格,分作“区域”“学校”“学生数”三栏,提及不少前两种书刊遗落的大学。综合起来,1941年仍在招生的中国大学,除了三个文本共同涉及的28校,加上《教育杂志》介绍的8所、《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谈论的19所,以及《解放日报》提及的29所,共84所。战前中国大学仅108所,也就是说,八成以上仍在坚持,其中办在上海租界的15所,坚持在北平的6所,其余67所则努力转移到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必须说明的是,最初统计时,便已排除了不被国民政府承认的“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以及办在东三省的若干“伪校”。

     

        从最初的慌乱中喘过气来,五分之四仍在办学的专科以上学校,竟然屹立在国统区,这个数字非常可观。必须略加厘清的是,首先,上述专科以上学校,不一定都是内迁的,包括本地原有的大学(如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而且,“西迁”虽是主流,也有在省内迁徙的(如厦门大学、河南大学)。其次,《解放日报》所刊表格,附注中已经说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在内”。而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等,虽没有被纳入国民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系统,但办学宗旨别具一格,日后人才辈出,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第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办(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或内迁(燕京大学迁成都、交通大学总校迁重庆),中国大学版图发生很大变化。第四,最近二十年,随着学界研究的日渐深入,抗战中大学内迁的数字在不断增加。不谈办学规模及学术水平,单从数字看,在战事失利、国土大面积沦丧的极端不利状态下,竟然有大约90%的中国大学办在原本教育及文化相对落后的大西南西北,这实在让人惊叹。

     

    战时如平时

     

        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乃是“为了保全国家元气”,其间国民政府之决定迁移大计以及拨给相关款项,确实大费周章;可我更看重的,还是各校师生员工的勇敢与毅力。最近二十年,各大学在编写校史时,都会强调其抗战时期的内迁路线、过程、场景及人物;而文人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也对此感兴趣,相关出版物很多。这里略加概括,提点抗战中中国大学大批内迁的意义——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具体说来,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有如下特点:第一,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且一路上弦歌不辍;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建国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尤其明显;第四,广大师生因大学西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大后方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代表某种文化自信与道德优势,召唤无数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穿越重重封锁线前来求学;第六,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学内迁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八年全面抗战,漫天烽火中,中国大学大规模内迁,大部分教授响应号召,随大学辗转迁徙,且一路弦歌,其精神与气象,值得后人永远追怀与记忆。我曾撰文辨析,如此壮举,古代中国没有,同时期欧美名校也没有。但抗战是全民族的事,各行各业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敬可贺的业绩,大学只是其中的一环。谈论抗战中中国大学的“光荣与梦想”,不宜抽离大背景——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政府的筹划以及民众的支持,再加上师生们勠力同心,方才成就如此不朽功业。如今硝烟远去,大学师生在追忆这段往事时,不宜自我膨胀,只讲“弦歌不辍”的意义,忘了这琅琅书声背后有巨大的支持与牺牲。

     

        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着眼于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会有不同的论述策略。在如此艰难的状态下,大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坠青云之志,令后人无比钦佩。只是眼下诸多回忆及论述,讲政治立场的多,讲教学状态的少。谈前者,无数感人的故事与场景,可信手拈来;谈后者,牵涉大学的制度建设以及整体的精神氛围,更需仔细分辨。在一个全民抗战同仇敌忾的时代,大学的风采与气象,不仅体现在政治立场,更落实在具体的教育宗旨与校园氛围。

     

    教学、师生与学术

     

        对比十年文革的荒废学业,或近二十年的急起直追,全面抗战八年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可圈可点。着眼于对当下中国大学的启示,我愿意特别强调以下三点:第一,以教学为主;第二,注重师生关系;第三,坚持学术标准。

     

        内迁大学的教授们,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照样有很好的业绩,这点很让人欣慰。但不同专业的学者,受战争影响深浅不一。人文学教授虽也有图书资料匮乏的困扰,但可以另辟蹊径,凸显著述的见识与情怀;理工科教授不一样,讲课没问题,若需要精密仪器配合,则不免捉襟见肘。西南联大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在回忆录中谈及,他如何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靠如此简陋的仪器做实验写论文,实在也太难为教授们了。实验设备不足,科技情报缺乏,很难追踪世界学术前沿,这本是治学的严重缺陷,可内迁大学的教授们,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限制研究生培养,改为以本科教学为主。教书为主,科研为辅,使得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教学水准值得夸耀。以西南联大为例,截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的1996年,联大教师中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69人,学生中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计149人。此外,日后赴美深造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在《〈超晶格〉(1945)之后记》中称:“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与今日中国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真正得意之处在本科教学。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本科生,日后因缘际会,或出国继续深造,或在实践中自己探索,逐渐成为一代名家——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迪。

     

        战时内迁的中国大学,一般办学条件都很差,靠什么支撑度过重重难关,除了民族大义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还有师生间的相濡以沫。西南联大迁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蒙自设文法学院,负责筹备的郑天挺教授日后回忆:“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这种师生亲密无间,除了中国书院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战时经济困难以及生活空间缩小造成的。著名史学家、当年联大历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力因素”;“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而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当年联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忆文章中称:“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别的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

     

    既学术也精神

     

        战时中国大学最令人感叹的是,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没有放低教学质量与学术标准。阅读诸多大学的校史档案,辨析其课程设计、考试方式以及论文答辩等,对此深有体会。这里仅以1941年《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所刊二文为例,看遭遇轰炸后大学的表现。1939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昆明的西南联大,投下百余枚炸弹:“师范学院全部炸毁,同学财物损失一空;文化巷文林街一向是联大师生的住宅区,也全炸毁了;在物质方面,日人已经尽可能地给了打击。然而,就在轰炸的次日,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而联大各部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曾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同年1939年2月5日,日机十八架侵入广西宜山,专炸浙江大学,共投弹118枚,教室及宿舍受损严重:“惟学校经此次猛烈轰炸后,不得不加以整理,于是停课三日,于二月九日照常上课。”如此紧张的局面,一说遇炸次日照样上课,一因停课三天专门记录在案,可见校方对于学业的重视。后文开列抗战以来浙大由杭州而建德、而吉安、而泰和、而宜山、而遵义的迁徙历程:“虽迭经播迁,而每学期实际上课之周数,平均在十八星期左右,若加缴费注册选课等时日计之,则近二十星期矣。”所有在大学读过书或教过书的人都明白,这等于说,浙大即便在迁徙过程中,也都不曾停过课。

     

        几乎所有关于内迁大学的追忆,都在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初也有不少抱怨,日后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内迁大学之所以值得永远怀念,不妨借用冯友兰谈及抗战初期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的一段话:“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其实,放长视线,众多内迁大学,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抗战期间,中国大学不仅没有溃败,还发展壮大,此举放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谈论或炫耀,都毫无愧色。此乃中国现代大学史上最艰难但也是最意气风发的时代,其理想与情怀是后来者所望尘莫及的。如何描述此等奇迹?单靠冷冰冰的数字或教科书式的总结,很难体现我的敬畏、缅怀与景仰,于是,不揣冒昧,以文学性的“风采与气象”为题,希望读者能心领神会。(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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