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环内，建国门内大街，天安门正东四公里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矗立于此。历史上，这里曾是明清两朝贡院所在，见证着中国士人“经世致用”的传统。
从正式组建起，这个英才荟萃的哲学社科“国家队”便肩负厚望，矢志打造“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近40年来，中国社科院始终围绕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在无愧“殿堂”使命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智库的典型代表。
“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的优势，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智库。”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点将”。“我们将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理论创新和政策咨询为主攻方向，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充满信心。随着中国“智库时代”的到来，中国社科院接续传统、革故鼎新，焕发出资政启民的磅礴生机。
“学术研究与改革开放同步行进”
——为改革开放贡献智慧
1977年5月，中国社科院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翌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初启。从艰难起步到高歌猛进，几乎在改革开放的每个关键时期，都留下了社科院学人的智慧。
“社科院很多研究所是对应政府部门而设的，例如对应工业管理部门的工业经济研究所、对应金融部门的金融研究所。这是发挥智库作用的基础。”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回忆。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大包干”，分田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次年9月，时任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亲身调研后，力证“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1980年9月，中共中央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回望学术生涯，82岁高龄的张卓元最自豪的就是“学术研究与改革开放同步行进”。20世纪80至90年代，他接连提出“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一系列重要建议；20世纪90年代至今，他先后十几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为改革开放路线图的延伸倾尽心力。
人口所研究员田雪原是最早参加人口预测研究工作的学者之一。1980年，他应邀参加中央召开的5次人口座谈会，系统论证了30年内“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自此开始实施。
从南海主权的研究梳理，到56次深入新疆并为新疆稳定提出大量对策建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大正将研究价值与国家需求融为一体。
“这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情怀与价值追求，是社科院最宝贵的一笔历史财产。”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看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中国社科院才能从不间断地发挥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能量。
“始终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与生命力。每年，中国社科院的大量成果在国家决策中闪烁光芒。
不久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荣获第五届中国软科学优秀成果奖，这是该团队连续5年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作为研究领衔者，李扬倍感欣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我们的研究和中央战略部署完全一致，这是对智库最大的褒奖。”
和李扬一样，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也自豪于团队丰硕的资政成果。
作为全程参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的专家团队，法学所的学者们投入了大量心血。“从王家福在参与党的十五大报告民主法治部分起草时力主改‘法制国家’为‘法治国家’，促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报告，到吴建璠、李步云、刘瀚、郑成思等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资政建言，再到最近推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系列研究报告》，我们始终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李林介绍。
“智库的作用有两种，一是直接影响决策，二是通过引导形成社会共识。”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尤其重视智库启迪民智的作用。十八大以来，“单独二孩”政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等重大政策接连推出，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以扎实的研究引导公众讨论，为政策出台赢得了舆论支持。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科院秉承优良传统，再辟新天。
为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财经战略研究院对中央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实行“对口跟踪”“学科共建”；中国廉政研究中心持续开展惩治和预防腐败绩效测评研究，《要报》批示率达60%。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政策建议。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定期出版发行《支付清算评论》《中国支付清算报告》；财经战略研究院每年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公共财政建设报告》。
截至目前，已有近30位中国社科院学者作为“中南海教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这一最高规格的讲堂上担任主讲。蔡昉更是十年间三上讲堂，其关于“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预见引发执政者深刻思考……
“中国社科院取得今天的成绩，得益于长期形成的独特优势——人文社科学科齐全、基础雄厚，研究团队力量壮大，决策研究的覆盖面、专业化和连续性都有保证，并有坚实的基础研究做支撑。”蔡昉用一个词形容中国社科院的智库建设：厚积薄发。
“向世界解释现代中国的变化和主张”
——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5月25日，亚信非政府论坛首次年会的六个圆桌论坛之一——“构建亚洲能源安全框架：从共识到行动”召开；6月11日，第五届亚洲研究论坛：“一带一路”与亚洲共赢国际研讨会举行；6月19日，“2015金砖国家智库圆桌会”开幕——2015年初夏，一场场由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或承办的国际论坛接连亮相。
主办大型国际会议及活动，主动设置议题并组织引导各国智库深度交流，已成为中国社科院重要的日常功能。
潘家华，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曾任联合国能源与环境顾问。2008年，在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上，他首次向世界介绍了基于“碳公平”原则构建的“碳预算”方案，被评价为“对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建立公平合理秩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有责任向世界解释现代中国的变化和主张。”潘家华认为。
翻开新近出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若干意见》，“建立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合作机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赫然在目。“我们正在与东南亚国家智库商谈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了解外国智库及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期望。”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介绍。
向世界优秀智库学习，是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必然选择；但坚持走中国道路，不盲从国外经验，更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共识。经过多年的廉政研究，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孙壮志认为，透明国际对中国的评价存在很多问题。“他们在确定研究框架、选择调查群体方面不够科学，得出的清廉指数带有较大主观性。我们正尝试用严谨的分析方法推出中国清廉指数，发出客观准确的中国声音。”
中国社科院秘书长高翔的考虑延伸到更远：“我们要打造一套智库评价机制，对全球范围内的智库进行测评。”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常务副主任荆林波介绍，目前中心正在对世界著名智库进行摸底调查与数据统计，并实地考察了许多国内外智库，初步成果有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问世。
“实现‘学术殿堂’和‘智库机构’的功能分设”
——推进智库体制机制创新
5月26日，中国社科院学术报告厅，11个在原有机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专业化新型智库正式揭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意识形态研究智库、生态文明研究智库……智库的名称透露出开展专业化、针对性研究的顶层设计与追求。由此，院、所、专业实体智库三个层面推进智库建设的格局初步形成。
对于自身在发挥智库功能方面的不足与瓶颈，中国社科院从不讳言。“虽有众多可‘出点子’的研究人员，但失之单兵作战、良莠不齐；虽有产生一定政策影响的成果，但缺乏持续性、配套性和全局性；虽经常有研究人员应邀发表政见，但始终未形成合力。”早在2011年，负责智库建设的李扬便做出“诊断”。
补齐短板，唯有依靠改革。时值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在中国社科院开启，“强化智库功能是创新工程的主要方向”的提出，开启了一轮探索性的体制机制改革。通过改革报偿、准入、退出等制度，设立财经战略研究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学术殿堂”和“智库机构”的功能分设得以实现。
“如果说上一轮改革处在边推进边积累经验的过程，那么这次改革立足于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的大背景下，有望完成‘未竟之业’。”蔡昉表示。
11个专业化新型智库的负责人们也看到了更为光明的前景。
“新疆智库由中国社科院、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建，实现了上下对接，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新疆智库办公室副主任李国强认为。而令国家治理研究智库秘书长葛道顺感到振奋的，则是“智库研究真正实现了跨学科、跨领域”。
宏图绘就，激活了全部热情。而今，中国社科院下属机构也在贡献力量——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多年精心培育的“皮书系列”，已成为智库研究成果质量与公信力的标志性品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国家智库报告”系列图书，为新型智库建设蓄积思想、传播成果。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知名度的专业化新型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有创新精神的智库型人才队伍，建立一套完善的、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层次智库功能和作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王伟光勾画出中国社科院智库建设的未来。
以研以致用、为服务国家与人民做学问的光荣传统为风帆，中国社科院这艘承载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巨舰正引航着众多中国智库，驶向一片以智慧护航国计民生的广阔蓝海。
（本报记者 王琎 王斯敏 曲一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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