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路径

    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有效发挥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力、竞争力、渗透力和影响力的基本前提。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党的执政地位稳定，关系到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和道路选择的正确导向，关系到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进一步增强。

    科学把握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找准强化的着力点

    意识形态既是自觉反映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的观念体系，也是对现实世界及其秩序的概括性认识和总体性判断。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是理论要素、价值要素及实践要素按特定逻辑相互连结形成的复杂网状系统，可分为3个层面：理论认知层面，包括“良好社会”理想图景的纲领性描述、世界和人生问题的终极性思考、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索与现实问题的解释性说明；价值信仰层面，包括社会基本价值主张、政治信仰、人生信仰等；政策制度层面，包括反映阶级或集团根本利益的政策主张与制度选择、协调不同阶层或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惩处机制等。三者相互关联、彼此制约，任何层面的缺失都可能造成“意识形态的漂浮”。

    强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应从上述3个层面找准着力点，针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精准发力。一般说来，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或社会集团在获得国家政权之前，首先要强化理论认知层面的创新力与征服力，响亮地提出让多数民众接受和认可的理由，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应在加强理论创新的同时，进一步凸显价值信仰层面与政策制度层面。例如，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既顺应了民心，也使党的意识形态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再如，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社会矛盾多发，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我们党提出了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这既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应有之义。

    深入理解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本质特性，夯实强化的基本面

    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政治统治权密切相关。意识形态领导权服务于政治统治权，政治统治权借助于特有的政治保障、政策支持和资源占有等优势扩大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政治统治权的前提与基础，政治统治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条件与保障。但也应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政治统治权在权力来源、权力属性、权力作用方式及评判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没有获得政治统治权并不意味着就不能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拥有政治统治权也并不能代表真正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政治统治权由国家政权所赋予，具有稳定性和强制性，意识形态领导权则属于“软权力”，具有信仰性、捍卫性和话语性等特征；政治统治权通过科层制的行政体系和法制化的政策条令来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主要借助各种非强制的影响力发挥作用，更多依靠教育引导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解释力、说服力、吸引力；政治统治权的评判标准是政党或阶级执掌国家公共权力，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评判标准是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同与行为规范，属于“最大公约数的意识形态”。

    强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应该从认同力、引导力和控制力三个基本面上下功夫。在认同力方面，最为关键的是将意识形态工作的视点对准现实生活，关照不同阶层民众的政治经济诉求与物质利益需求。因为基层群众关心的和所想的主要是现实的问题和自身的利益，而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又容易导致民众根据自身利益的实现来选择和评判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利益冲突始终是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最突出、最直接的因素，执政党必然成为各种利益矛盾的集结点。只有利益冲突上的重大问题解决了，民众才会从内心深处拥护和认同意识形态的核心主张。在引导力方面，要把重点放在国家观、社会价值观、自由观、发展观及民主观的教育引导上，既要肯定现代社会中群众世俗追求的正当性，又要提炼和升华这种世俗追求，积极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关系，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正确认识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阶层差别，鼓励通过正当竞争和诚实劳动取得合法利益，满足合理追求。在控制力方面，要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尽最大可能减少各种杂音和噪音，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使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发挥主心骨作用。

    全面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打好强化的组合拳

    在社会结构日渐变化和社会利益不断分化的今天，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思想意识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相互交织。在此背景下，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应因势而谋，顺势而为，多措并举，打好强化的组合拳。

    “攻”与“防”。信息时代，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正在遭受“分子入侵”式的破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深刻复杂。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把主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绝不能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如果对西方敌对势力及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不能做到善守能攻，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导向方面，要及时发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在队伍方面，要下大力培养一批对党忠诚、理论水平高、善于运用新媒体的“有机知识分子”及网络意见领袖；在阵地方面，要大力拓展网络舆论新阵地，充分发挥博客、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优势，向广大民众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统”与“放”。在利益主体多样、价值取向多元、社会思潮多变的大背景下，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应辩证把握好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多元中树主导、多样中谋共识、多变中争主动。既积极应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带来的潜在威胁，又充分发挥好非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的补充功能，既要直面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碰撞和挑战，又要重视社会思潮背后的利益分析及影射的大众政治心理，及时做好社会思潮的引导工作。通过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与“放”，不但可以明辨是非、疏通情绪、达成共识，而且可以不断扩大社会公共领域的对话空间，更好地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现实生活的解释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更具适应性与包容性的开放体系。

    “雅”与“俗”。意识形态既是阶级或政党政治信仰、政治观点的表达形式，也是评判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的价值标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引导，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在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搞“自我循环”和“自弹自唱”，更不能把本来并不难懂的问题，经过所谓的“理论提升”，变得让民众难以明白。要多让基层民众听到言之有物、紧接地气、紧扣心扉的“大实话”与“通俗话”；要学会讲故事、列数据和运用教育对象熟知的鲜活典型案例，借助于“小道理”现实性、群众性、启发性的特点，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把“大道理”讲实、讲透、讲明白，切实增强话语体系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