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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是《伦敦宪章》签署70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8日，俄、美、英、法四国签署了《伦敦宪章》，它成为纽伦堡大审判和东京大审判的法律依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中苏等国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把战争罪犯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与纽伦堡审判的影响力相比，国际学术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相对较少。德国著名历史学者曼弗雷德·基特尔2014年出版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一书，第一次以系统的比较揭示了东京审判的不足，分析了日本拒不反思的内在和外在原因。基特尔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谈道：“作为历史学者，我并不想对中日紧张对立的关系给出什么评价。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在1945年之后的数十年间，日本政府在战争认罪问题上的表现实在让人难以信服。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极其残暴地杀害亚洲人民，日本政府对这一历史责任极尽推诿之能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一书值得再次细读。基特尔从德日两国“记忆文化”差异进行比较，对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认罪、赔偿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剖析。首先，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纳粹暴行的意识形态基础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整个国家政权有系统、有计划地对其他民族实施种族暴行。其次，日本缺乏反省与美国及其驻日最高首领麦克阿瑟有直接关系，他视日本为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为此力保天皇，从而导致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人数和量刑的偏差、人员整肃上的草率和不彻底。
基特尔在书中对德日法西斯罪行的规模和残暴性进行了比较。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在1937年到1945年间造成2000万人死亡，其中仅中国就有930万死难者，950万伤者和290万被日军掳走之后的失踪者。日本军队在中国行为之野蛮残酷，在1937年底占领南京后的大屠杀达到顶峰。南京大屠杀并非“偶然事故”，有很多其他残杀事件为证。仅在1941年到1945年的“扩大无人区”战略中，日本兵就杀害了200万中国人。在1942年占领新加坡后的屠杀和1944年对马尼拉的摧残中，日本侵略者都造成了大规模的强奸、酷刑和暴行，致使数万人死难。加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为制造细菌武器而实施的活体人身实验，以及强征20万慰安妇等罪行，基特尔不禁问道，说日本军队对亚洲平民实施的残暴行为远远不如第三帝国执行的民族仇杀暴行，适当吗？
基特尔还剖析了德、日两国反思本国黑暗历史不同的内外因素。战后初期，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在德国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无论是当年的施暴者、旁观者还是大屠杀幸存者出于种种心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知识分子率先提出要反思“最近的民族历史”，随后大屠杀罪行被公开化，并逐步进入公众认知领域，最终成为一种警示人性弱点、呼唤人道理性的全球话语。在德国人看来，任何一个旁观而沉默者都负有连带责任。但日本的知识分子没有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日本公众更多地围绕“谁应该对失败负责”进行讨论，而不是“谁应该承担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责任”。
基特尔指出，战后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被多国占领，唯一占领者美国及驻日盟军最高长官麦克阿瑟起着主导作用。尽管日本天皇当时已准备认罪，实施战争的内阁人员也已指证天皇有罪，美国媒体甚至称天皇为“野兽、冷酷的暴狂”，但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极力扶持日本政府而有意忽略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受害国的利益，放弃对日本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从多个层面比较了纽伦堡大审判和东京大审判之后，结论是，纽伦堡审判把德国人的罪责清楚地记录下来，并由此进入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东京审判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本报柏林8月20日电 本报驻柏林记者 柴 野）
●小资料：
《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之后》作者曼弗雷德·基特尔1962年2月出生，是德国60后著名历史学、政治学者兼社会活动家。他1992年在德国爱尔兰根获得博士学位，曾在报社、电视台工作，后供职于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1995年他开始在雷根斯堡大学任教，2005年获该校历史学教授席位。他还曾长期担任《当代史季刊》的编辑。自2009年起他是柏林“逃难、被驱赶与和解”基金会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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