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

    认真梳理百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可以看到，那些随着时代问题的凸现和转换而生发出来的对马克思思想形形色色的阐释，大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而基于扎实的文本基础、理性的研究态度而作出的深刻的历史观照和现实透视，却具有恒久的价值。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曾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超越其水准，特别是没有形成一支文本、文献研究专家队伍。新时期以来，通过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坎坷命运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反思，人们才逐步意识到文本研究对于把握和理解马克思原始思想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地把研究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但从总体上看，文本研究目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整体格局中仍处于边缘化状态，很多人并未视这种研究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相反还有不少负面议论。为了保持文本研究的良好态势和应有生机，笔者想在这里澄清一些误解。

    误解之一：文本研究只是做版本考证而不研究思想

    这种看法可能源于不了解研究者对文本研究的通盘考虑、阶段性设计和完整构思。事实上，正是痛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迄今依然盛行的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的后果和影响，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新一代研究者特别期望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体现或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规范和通行规则。完整的文本研究应该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三个阶段，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版本研究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是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前提性、基础性条件，并不是其全部内容。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它强调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再靠思辨、想象、时尚和潮流，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概括和提炼，对其思想作出随意的阐释和评论，更不能“制造”出一个“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版本考证的成果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解构长期以来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版第3卷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一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观点提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的主旨思想。然而，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其一，它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是被后人将并非连续写作的三部手稿拼合而成的。其实，在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九个笔记本的经济学著述摘录和“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的编纂计划。马克思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这些文献，“异化劳动”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文献中所涉及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其二，这部著述名称中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一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概念，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当时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收入形式，由此描述了他们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会阶层结构、各社会阶层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假如我们固守于马克思巴黎时期研究的所谓“经济学”领域，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马克思当时正在为甄别和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渊源关系而写作的《神圣家族》、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开，又怎么能完整地勾勒出当时马克思思想的原貌呢？

    强调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的意义，极容易被指责为“唯文本至上”，搞“本本主义”。然而，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研究者下功夫梳理和甄别作者的写作情形、作品的版本源流，正是认识到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不可能完全对应。甄别二者的复杂关系，对于把握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尤显必要。尽管马克思毕生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其文本世界就会发现，他业已完成的定稿很少，生前公开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准备材料、写作提纲、先行稿、过程稿、修改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单纯从成型的著述中加以概括固然最为方便，但也很不可靠。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这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去悉心解读，结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作出梳理、阐释和评价。

    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思想而没有理论建树

    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建构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为普遍方式之一，大多数思想形态的建构就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来阐述其思想观点，从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近代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对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发展出了新流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形也相当普遍。

    就马克思文本研究而言，解读的难度不可低估。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过去我们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根据笔者研究，这一著述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这一章来支撑，全书最难解读、占其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章的思想容量和深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的麦克斯·施蒂纳声称，他当时引起轰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对人而言，精神是最重要的，超越现实存在、寻找个体精神的唯一性和独自性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笔者认为，精神、观念、思想诚然有现实的根基或依据，但同时其奥妙、奇异与诡谲确实又是超现实的、非逻辑的和非常规的。为此，才值得人们去苦苦追索和反复深究。如果用一种外在于精神的规则、尺度、标准来衡量和探究，确实可以看到这一世界的荒诞和离奇，但据此转而舍弃对纯粹精神的研究，也将是极大的错失和遗漏。施蒂纳探索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这方面他的观点和推论确实有荒谬之处），但他以其特有的方式和思路推进了人对精神世界无穷奥妙的理解是不能抹杀的。他的错误在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割裂了精神与现实的关联，将对世界的探索囿于纯精神的领域。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没有经过考虑和清点”；他不知道，精神离不开它之外的现实，不仅是根源上离不开，过程和归宿上都离不开，它们是一体两翼的关系，共存于一个世界系统，相互规定，相互表征，相互否定，相互提升。《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极其详尽的考察和分析，展示了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在思考问题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诸多方面的不同。这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比二者更高的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这样一种解读，恐怕不能说只是在复述思想吧。

    误解之三：文本研究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现实问题”作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和事件，彼此差异很大，重要程度也不相同，有的表征时代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只是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由于研究对象是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再现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和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发生的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即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由于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时代重大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的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重要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考虑问题的症结是否到位，有无独特的解决思路等。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马克思思想作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要面对当时的思想图景和复杂的理论“事件”。通过比较和分析，凸现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路径以及马克思思想在这一图景中处于何种地位。

    这样的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演进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就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来说，尽管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若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了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是诠释当代现实最重要的维度。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我们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解决时代课题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理性而客观地“呈现”出来。

    文本研究的目的、主旨和当代性不也正在于此吗？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主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