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恭达：为人生的书法

    言恭达，1948年生，江苏常熟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政协文史馆言恭达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毋庸讳言，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代氛围中，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等不良现象，也点点滴滴显影于当下现实生活。这种物质与精神相悖的状况亟待扭转。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铿锵的话语，无疑引领着文艺前进的方向。

 

    以书法为主、诗书画印全能的言恭达，尽管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书协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社会活动不少，但却长期坚持勤修案牍、励精冶性，治学、创作不辍。

 

    言恭达总是力求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贯注于艺术创作上，贯注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与播撒大爱大善大美上。

 

    担当意识与事艺主张

 

    作为书法艺术家，为什么写、写什么、写成什么样，言恭达的指向是明确的——“为人生而艺术”，毫不含糊地主宰着他的笔墨。

 

    言恭达致力摈除“为金钱而艺术”“为消费取乐而艺术”等种种不良倾向，抱着对传统书艺的敬畏心理、发扬光大的理想诉求，守护文化灵魂，回归艺术尊严。他看到，由改革开放激发的书法热潮中，存在着传统艺术核心价值体系被破坏和审美评判标准缺失的大问题。

 

    为此，言恭达积极呼吁，中国书坛亟须建构当代文化理想，重新塑造当代书法的社会文化身份，其事艺的座右铭是“平生怀直道，大化扬仁风”，并努力追求人格的完整性与事业的高标准，不骄不躁，不炒作，不随波逐流。

 

    言恭达表示，我们每位书家需要从文化自觉做起，以唤起全社会对文化的觉醒，从而完成一个书法艺术工作者的时代担当。

 

    宗白华先生曾撰文指出，西方文化的代表是建筑，而中国文化的代表则非书法莫属。确实如此，书法作品以线条、墨色的千变万化，激发出深富思想情感和审美意趣的艺术张力，常常妙难言传，从而成为中华艺术享誉世界的文化代表。

 

    言恭达提出的书家时代担当，正在于不辜负社会对书艺的崇高期望，也在于努力还原书艺本来的质感和光彩。

 

    担当意识，对于言恭达总是可感可触地着落在人生和治学的方方面面。他不仅力求把握住书艺创作中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还倡导作品给人以美感的同时，要多多关注人类生存和人类命运的发展前景。

 

    用书法艺术服务于人生的言恭达，首先体现在书写内容上。他并不将古典诗词中的妙言警句作为唯一的选择，而是紧扣时代脉动驰笔骋墨。

 

    2008年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创作的《我的中国心》大草长卷，2010年上海第41届世界博览会时创作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大草长卷，2011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APEC文化论坛展出的《世纪脊梁——推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人物诗抄》大草长卷，2012年伦敦第3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美术大会上的《体育颂》大草长卷和2013年《时代抒怀——言恭达自作诗大草长卷》等，以及自作诗大草《十八大颂》、隶书《新中国六十华诞颂》、篆书《中国文联六十华诞志贺》等，皇皇的书写，言恭达奏响了时代金曲，有血有肉、有筋有骨，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向上的力量。

 

    言恭达事艺的担当意识，还表现在兼职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书法教授、博士生导师教书育人的示范实践上，他不仅悉心教导、关爱学生，还义不容辞地为大家出资举办展览、撰写序言、出版书画集，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和爱戴。

 

    言恭达为人生而艺术的态度，更在于他坚守中华民族“仁爱”的精神家园（这一点是受到其母乐善好施的影响），在于他对艺术作出了“非功利的超越的价值追求”，他总是以出售艺术作品所得款项回报社会，不懈地驻足于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

 

    他为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四川雅安等地震灾区和安徽贫困地区、江苏红十字孤儿学校、全国艾滋病防治宣传、江苏省体育发展基金等无偿捐资1600多万元；

 

    他建立“南京言恭达慈善基金”，东南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教育基金，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言恭达国际文化交流基金；

 

    他被江苏省政府和国务院等有关机构授予“博爱勋章”“爱心形象大使”称号，并获得国家“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行为楷模奖”、全国友协“和平贡献奖”。

 

    弗洛伊德认为，“同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相比，爱是伟大的导师”，“唯有爱才是促进文明的因素”。宛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样的胸臆，言恭达处处显示了一种非学识所能替代的拥抱现世的热忱。

 

    言恭达的自作诗“无垠大爱胜三阳，化雨东风播梓乡。莫叹春归花委地，慈情应共海天长”，足可表明作者炽热的心境意愿，使人们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扎根传统与创新创变

 

    言恭达可谓家学渊源。1948年，他出生于江苏常熟，系孔子得意门生言偃的后裔。刘海粟大师1924年曾创作中国画《言子墓图》，上有吴昌硕题词：“吴中文学传千古，海色天光拜墓门。云水高寒，天风瑟瑟。海粟画此，有神助耶！”可见言门影响深远。其书香代传，至言恭达已臻84代。

 

    言恭达从事文艺，是与在家庭中受到父亲书画艺术潜移默化的熏染分不开的。他对于书画以及文化的修炼，“学而时习之”，长期毫不懈怠。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言恭达高中毕业后插队“沙家浜”，曾借到半本《草字汇》，便爱不释手，在当纤夫去上海的途中，冰天雪地，一边拉纤一边背诵。

 

    生活是艰苦的，“一箪食、一瓢饮”，但言恭达却以苦为乐，利用劳动间隙，读帖记文，沉浸在学有所得的愉悦中。如今，白天工作任务繁重，但到了晚上，再迟他也要研墨命笔挥毫；在专业性的会议上，碰到问题探讨，他常常会认真思索和考辨比较，发言观点明朗、切中肯綮。

 

    在长期书画、读书、治印、作诗的实践中，言恭达总是要求自己力戒盲目，务求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不做表面文章，攫取深文大义，不断推出好作品。

 

    为避免书法艺术被市场经济的现实所解构，让低俗的数量等同于质量，言恭达曾在一篇文章中愤然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站在时代的交汇点上，我想起了孔老夫子的呼吁——君子忧道不忧贫。环顾四周，当物欲得到广泛的倡扬与解放，人往往会开始蔑视崇高，精神的高原就会走向沉寂与陷落。”此语对于当下存在的问题可谓痛下针砭、言辞犀利。因此，坚持操守、弘扬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书画家们责无旁贷。

 

    就书画学习、创作和研究来看，言恭达曾受业于著名书画家沙曼翁、宋文治先生，加之其家学连接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种种因素促使他得以自觉地遨游于传统文化的海洋，见诸书法学习，则是碑帖兼顾，转师多益，不断从历史留传的笔墨经典中汲取营养，壮大自身的艺术肌体。

 

    学养的积淀，入世的精诚，使言恭达面对书艺创作的胸境豁然开阔。他的书法植根于甲金籀篆，融汇着真楷隶行的精神，在创作时更多体现在清逸、古雅、雄阔、博大的大草中。行内行外，对其推出的不少规格称巨、赫然在目的大草作品，以及不少承古开今、充满活力而又富有独特个性的书法佳构，均击节赞赏。

 

    诚如一位书评家所说，“他绕过了元明清和唐宋相接，用涩笔、渴笔、涨墨、宿墨，使线条的浓淡、枯湿、飞白在长锋羊毫和生宣纸的作用下，具有无比的丰富性和强烈的现代感。”

 

    2014年，言恭达书写了大草长卷习近平词作《念奴娇·追思焦裕禄》（412cm×68cm），那种倾情纵笔、字携春风的艺术传导，极富抚慰心灵、丰沛胸腑的内在感染力。他以笔墨驾驭着内蕴篆隶、跌宕有致的线条，率意运转奔突，其中“盼归来”的“归”字，“百姓谁不爱好官”的“爱”字，“生也沙丘”的“沙”字，“毋改英雄意气”的“气”字，则显为“书眼”，有运笔拓进的冲刺感。

 

    明代沈周曾有赞扬黄庭坚草书《李白忆旧游诗卷》的话语：“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我们不必用“草圣”来夸饰言恭达的墨迹，却可以用“笔力恍惚，出神入鬼”为其大草的艺术风范做注脚。

 

    另一幅大草《淮南子·主术训》句“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在由笔墨造成的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中，渗透着慈厚、平正的情愫。言恭达置“淡泊明德、宁静致远”的心境于凝练蕴藉的墨韵上，幅面内“静”“断”二字尤见虚实相系、呼应有致的审美精神。

 

    其实，草书之外，言恭达的篆、隶作品也是个性昭昭、成绩斐然。当不少书法家心灵失所、远离家园时，他却显示了一种定力和一份诚挚，紧贴传统文化之本，让作品在创变中拓展于时代新天地。

 

    隶书（汉简）《墨华灿烂争春发，诗草纵横信笔书》，形制粗犷、率真。笔墨在指、腕灵活运用中干、湿交织，横行与纵势互为参照、相得益彰。画的意蕴、写的妙趣汇流于笔端，内容与形式有机融合，不妨看做是“居延汉简”历经磨砺后的当下一绝。

 

    大篆自作诗《季翁赞》，当属骨气相合、思与神会的佳作。起笔有方圆，收笔有留放。一种有分量的婀娜感、有力度的俏皮感溢于书面，用书法形象让人领略了“老梅雪蕊香如故，我仰今贤一帜擎”的题旨。

 

    小篆自作诗《善行天下赞》，写来纯净、圆润、劲秀、酣畅，纵势取向明显，铺排和规约、浓墨和枯笔，凭借线条的弹性和拉力，将生命情状演绎得有滋有味。

 

    在艺术领域，言恭达的美学追求是“清、拙、厚、大”。他诠释道：“清则古雅，去浊、俗，显逸、静，风规自远也；拙则朴浑，天作气，胜于巧，熟笔易得，生拙难求，气韵生动也；厚则沉雄，去浮滑，强骨格，真力弥满也；大则精深，去小家气，生至刚、至中、至正的大家气，品位高古也。”

 

    就其书艺的创新创变审视，言恭达奉献给社会的众多作品，大草、小草、篆书、隶书等，所显示的气象、风貌，确实附丽着清逸、拙朴、浑厚、博大的特色。在见碑见帖、有势有韵的笔墨耕耘中，他在倍道兼程地力求发古人之所未发，力求不负“笔墨当随时代”的先辈教诲，既不规规然株守一家，又注意到由博而约，自树一帜。

 

    言恭达笔下新颖独特的书艺华章，往往令人醒目叫绝。深入一步，我们不妨以十六个字——“乱中见整、个中见全、平中求奇、熟中求生”，来状写其艺术上的形式美特征。

 

    乱中见整。只求变化，必致混乱；只有统一，必显单调。乱与整的妥帖处理会产生出特殊的美感。言恭达所书41米长度的巨幅大草《世纪脊梁——推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人物诗抄》，姑且不论内容的时代感和教化价值，就书法艺术的表现力观照，纯然是无法而法、燃烧激情、运线独裁的笔墨建构，似有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交响乐那样气吞山河的意味。

 

    个中见全。我们欣赏言恭达的作品，无论是长卷大草，或是章草篆隶，总体扫描，当视线接触字、词、句的局部结体时，余光会自然旁及其他，进而获得对整体或清逸、或雄强、或沉厚、或拙涩的审美印象和气息。看看其所书章草李贺所作《金铜仙人辞汉歌》，最能了然“个中见全”的奥秘。

 

    平中求奇。言恭达书法作品中最为显著的特色是平中求奇，而跃登“创变”的鳌头。以大篆书写的横批“大德必寿”为例，四个字的处理各有独到之处，“大”与“必”简中求奇巧，“德”与“寿”繁中求奇趣，令人寻味不尽。平与奇，着重求索一般中的不一般，平稳中的险势，淡然中的激扬。一如古诗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一闹字，弦外之响顿生。言恭达所书大草曹操《观沧海》，“东临碣石”起句就不凡，“东”字造型别致，有谐趣；下面的“山”字，“日月之行”的“月”和“行”字，“星汉灿烂”的“汉”“灿”二字，直至“歌以咏志”的“歌”字，均有奇峭之势，而托起全部，使《观沧海》中的千古壮语，为平中求奇的笔墨造就了大格局。

 

    熟中求生。就艺术创作论，不只是对技艺一般要求的熟练，所谓熟门熟路，而且要在熟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新径，求生涩、童趣、裂变、超脱之美，唯其如此，才可能升华艺术品位，完成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蜕变。我以为言恭达的不少书法精品，已不期而然地跃升到这一高度。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忆明珠曾对我说：“言恭达的书法，草书第一，好看，他现在是无法而书，进入了自由王国。”其实，从有法到无法，正是从熟到生的飞跃。无法而法，实是至法。人为的一切造作和修饰在这里被打破和抛弃，笔下唯情是求，唯美是宗。

 

    意象思维与逻辑思维

 

    作为艺术创作，书法艺术尽管已告别了原始的象形文字阶段，抽象后一般并不模拟任何事物的具体造型，而其特定的表达情感的意象，又往往与生活中种种事物运动形态相映照。“公主与担夫争道”以及“公孙大娘舞剑器”等能给张旭书法以传神的启示即为显例。春风拂柳、海涛欢歌、麦浪浅唱等，均可以寻迹于书法笔墨。

 

    言恭达的大草书自作诗《赴澳归吟》、《十八大颂》、书魏明伦《中华世纪坛赋》、大草《礼记·礼运篇》等，那圆劲激越、顿挫郁勃、波诡云谲的笔势，和雍容大度、开阔豪宕的气概，正是作者讴歌时代、抒展理想、向往美好精神境界的形象化表露，是作者思想情操的笔墨档案。

 

    循此照察于书法创作，我们不难认定，言恭达是充分把握和敏感于意象思维特点的。意象思维在创作中始终充满着感情和激情。生活中种种形象、事态的积累，治学中种种学识、经典的蒙养，储存于作者脑屏，一旦进入创作，相关者便可能涌入笔端，经过审美的剪裁组合，而化为感己感人的笔墨精华。

 

    言恭达不仅擅长意象思维，而且富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在书画领域并不普遍。

 

    逻辑思维体现为科学思维，是把种种现象归纳提升到概念、切入到本质的一种思维样态。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言恭达深明此理，在书画创作的同时，困心衡虑，专注于书画理论的研究。他所撰写的多篇书学论文，不仅参加了“全国书学研讨会”，入选《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而且获得了中国文联“第五届全国文艺评论”二等奖、“第七届全国文艺评论”一等奖，并出版了专著《抱云堂艺评》等。

 

    此外，多年来，言恭达多次在文化部“两岸汉字艺术节文化论坛”，中国文联“两岸四地艺术论坛”，以及其他国际文化论坛上作主旨学术演讲。

 

    在理论思考中，对于书艺作为文化的本质揭示，言恭达就曾一再指出，“将艺术还原于文化，求真于经典，这是当下中国书坛人人需做的命题……书法是养眼，更是养心的文化，它是个体生命的律动。”

 

    既然是“养眼”“养心”的文化，既然是“生命的律动”，那么书艺奉献给“人生”“人文”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社会题旨。言恭达清醒地认识到，“古今中外，任何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就书画艺术来说，我们看到，传世的经典作品可以说都是为人生的艺术。”

 

    对照当下，言恭达说：“诉诸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渐入困境。”为此，他积极呼吁，“当代艺术界需要思想的滋润和审美的纯化。时代需要文化人，需要艺术家，——他们不是急功近利，而是耐得住寂寞地思考着社会文化与审美的深层课题，他们应是思考现代艺术基本精神的智者。”

 

    鉴于对“书艺”性质和功能的基本认识，言恭达提出艺术家们实现艺术自觉亦即审美自觉的特征和途径：“一是传承性，它应是由技法程式、审美风格和艺术精神三要素组成；二是中和性，体现民族特质中的敦厚、含蓄、古雅、和谐与正大；三是深约性，即精微之处见精神，内质变化显个性。”

 

    这一经过梳理而形成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个见，无疑是逻辑思维中的理论跃升。言恭达置身书坛，种种现象使之明显感到，由于受到功利主义消费市场的侵蚀，创作精神已陷于平庸，表面看热热闹闹，但“这种惊人的热闹已逐步走向惊人的庸俗，也势必走向惊人的荒凉”。

 

    言恭达竭诚希望与同道们一起，“义无反顾地追寻中国书法文化应有的人文品位、艺术格调与审美高度，追寻良知，追寻忠诚，追寻文化价值”，“多一点人文关怀，少一点争位夺利”。

 

    一旦进入书艺创作，言恭达以为，一定要置身浮躁的文化生态之外，“牢记古人告诫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必须铭刻于心的是，“从书法的内在精神到技法体系，都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其思想源是老庄的‘天人合一’，其审美意趣是‘虚静’‘坐忘’。因此，当代书法的历史使命是以中国人文艺术的‘元语言’融合时代精神，去构建当代书法艺术语言与视觉图式。”

 

    言恭达思考的深刻性激发了富有创造性的笔墨，其切入三昧的论述，使他的书艺勇于突破前人窠臼而向时代的高峰攀登，且启示了当下书法创作释放正能量的必由之途。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