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3日，一场历史学家的盛会将于中国的泉城济南举行。85个国家和地区、2615名中外历史学者，使得这场当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誉的盛会——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注定载入史册，而首次在非欧美国家举办更赋予它与众不同的意蕴与使命。
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办伊始，中国学者就从遥远的东方投来关注的凝望，但“顾吾国竟无一人往焉”。从无缘参与的喟叹到胡适孤身一人代表中国参会，从派代表团定期参会到作为东道主主办盛会，岁月的年轮铭记了一代代学人为之魂牵梦绕、倾力拼搏的印记，也见证了中国史学话语走向世界的征程。
“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
1905年，著名报人和教育家黄节在《黄史》“总序”中提及1908年将在德国召开“柏林史学大会”，留下了中国学人关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最早记载。
1923年3月，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前夕，一篇专门介绍大会及其历史的文章引发了人们的好奇与关注。此时此刻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战火连天的乱局之中，作者只能望洋兴叹：“各国学者必将联袂偕来，讨论学术，互显国史……返观我国，学术消沈，历史学者至今犹无团体之组织，恐届时终不能有代表出席，以各国绩学之士相见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典籍丰富的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具有治史和修史传统的国度，自古以来史家辈出，史著如林。然而近代以来，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现实使得当时一批硕学鸿儒无用武之地，痛感报国无门。正如当时还是一名青年学生的史学家向达所言：“此次大会，自以欧美诸国为其主干，而我邻邦日本亦有代表，参与其间……顾吾国竟无一人往焉！窃尝谓一国万事零队，都不足悲，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为历史悠久、史学发达之国家，自有加入之必要”成为中国历史学人的共识，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活动、加入国际历史学会成为前辈史家的奋斗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对这段往事铭记在心。
但是，中国迈向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步履却异常艰难。1938年8月28日，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召开，45个国家约900名史学家到会。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同行面前。当时正在美国的胡适孤身一人代表中国参会，并作了发言。
“中国第一次参会，正值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这一举动除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外，更带有学术救国的深沉的历史责任与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指出，正如会前傅斯年所强调的：“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也正因为如此，胡适对于此行无比坚定：“Zurich（苏黎世），我必须一去！”
“胡适之行是解放前中国学者唯一的参会行动。此后虽然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正式组建了中国史学会，大家对大会给予极大关注，对会议情况进行了不少报道，但受限于国内外环境，此后仍一再与国际历史大会失之交臂。”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蓝对此感慨不已。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成长的春天，也打开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大门。1980年8月10日，当中国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出席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全场与会者起立鼓掌，整个会场响起了‘中国！中国！’的欢呼声，情景十分感人！”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中国历史评论》主编、山东大学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家咨询组组长王育济动情地告诉记者。
此后的一切便顺理成章了：1982年9月，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在巴黎举行执行局会议，正式接纳我国史学家组织为国际史学会新成员；1985年8月25日至9月1日，以刘大年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20人以正式身份参加了斯图加特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此，每届大会中国都组团参加，中国史学家的身影活跃于“史学奥林匹克”舞台。
世纪之交，伴随国家发展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在中国办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为我们新的追求。张海鹏告诉记者：“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做出了很多努力，也经历了申请失败的挫折。直到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经大会陈述、执行委员会投票等程序，我们的申办最终获得成功！”回想起其间的漫长过程和当时的情景，亲历投票的张海鹏依然难掩激动。
“机遇和荣誉体现进步与实力”
学术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结缘实际上是与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崛起、国力的提升及学术话语权的成长相伴随的。王建朗认为，中国史学会申办成功的背景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空前提高。“机遇和荣誉体现进步与实力，也充分表明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的重视和信任。”
文化软实力和学术话语权从来都是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胡德坤表示：“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以往的会议多在发达国家举行，此次在中国举行，带有某种象征意义，是中国崛起的表现、中国魅力的展现，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学科发展和中国史学会影响力扩大的结果。”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历史学研究不断开拓进取，在理论、范式、研究手段和学科体系等方面呈现出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崭新面貌：断代史与专门史研究不断深入；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孕育出新；区域社会史、新文化史以及生态史、心理史等不断拓宽史学研究领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看来，这种发展和进步表现在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晚清与民国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华大典》的编纂等大型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项目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于2002年，计划用十余年时间，组织1000多位清史专家，创造性地继承修史传统，开展全面的清史研究，最终推出100卷约3000万字的大清史。目前已整理出版一大批《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研究丛刊》《图录丛刊》成果，在初稿全部完成基础上开展统稿工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被称为是一项承载着“中国考古学百年梦”的工程，这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历经十余年的探索与努力，工程各课题组对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20多处都邑性遗址和中心性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复原了不同时期先民的生活情景，为最终揭开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打下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大量珍贵敦煌文物损失或流失国外，乃至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说。这一状况深深刺痛了中国学人的心，振兴敦煌学成为他们的夙愿。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以来，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敦煌大字典》《敦煌学研究丛书》等一系列重大成果引起国际学界的瞩目，使敦煌学回归故里，并迈着自信的脚步款款走向世界。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学科目录，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开启了学科发展的新阶段。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介绍，世界史学科近年来表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独立思考而非“拾人牙慧”的研究成果增多，环境史、全球史等研究领域扩展，高校人才培养规模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活跃。尤其是非洲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等区域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并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关照现实的智库功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大局。
“本届大会上，中国历史学者将参加所有场次的讨论，不只是全球性历史问题，还包括某些区域历史。这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范围的广泛性，也说明我们达到了可以和世界同行并肩对话的水平。”山东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方辉是此次会议筹备的主力，他十分自信地表示。
除了专业研究的繁荣发展，史学研究也逐渐走出书斋，与时代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陈祖武指出，近年来的读史热、国学热显示历史开始重回人们的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等重要论述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历史科学的重视，必将使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运用历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这些无疑也促进了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走出“西方中心论”，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展示的大舞台，可以展示我们的文化魅力、吸引力、影响力。”对于这届体现东方特色和全球视野的大会，山东大学校长张荣充满期待。
据组委会统计，注册报名的中外历史学家有2615名，注册参会的国家和地区达到85个，突破了历届大会参会国家数量的最高纪录。“从最直观的层面讲，这么多国家的参与正体现了大会所倡导的全世界史学家广泛参与的国际主义理念，使1913年第4届大会提出的‘全世界史学家联合起来’的口号，伴随着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在中国举办，伴随着参会国家的突破性增长而获得更加完美的意义。”王育济的话语中满是自豪。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许多议题往往体现了国际学术热点和前沿，带给中国学者很多启发。著名法国史专家张芝联先生生前一直关注并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年鉴学派和布罗代尔等，就是他“请进来”的。参加过第19届大会的钱乘旦撰写的与大会主题相关的文章《探寻“全球史”的理念》，是国内第一篇全面介绍全球史的文章。著名西方史学理论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广智也指出：“中国史学之进步，既需要内力，也需要借助外力，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是一种有效的外力。”
“近100年来，无论是蔡元培、傅斯年、胡适，还是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他们在推动中国参与大会时，都曾反复强调过‘预世界文化之流’，即向国际学术界学习，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科学。”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强调，“中国史学家要想在国际社会有话语权，必须要关心和理解别人的话题。只有了解世界，才能进而为世界提供有价值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才能具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不仅如此，此次大会还将在帮助西方学者了解中国历史学，推动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学者走向世界等方面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必将会载入中国历史以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史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陶文钊兴奋地说。
陶文钊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执行局委员。据他介绍，每届历史科学大会的议题都非常广泛，既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又要有重点，起到导向作用。这次中国史学会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在议题设置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大会四大主题之一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充分反映了各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和研究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60多场分组会议中由中国学者主持（或共同主持）的达16场；以前中国史学会组团参会，一般只有20人左右，此次参会的中国学者则达到1709人，这些都是以往所不可想象的。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称赞：“第22届大会将展示历史学家们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或称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近年来，国际史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正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以全球史、跨国史等不同的研究范式分析和阐释世界历史。参加此次大会的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曾在《大分流》一书中，以中国与欧洲双向比较的视角，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中国史学工作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付诸实践。钱乘旦说道：“我们现在已经有些研究型论文开始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彰显中国史学特色。当然，建构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任重而道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公共之学术，只闻列邦之讨论研究，往往阒然无吾族之迹，斯则邦家之奇耻大辱。”半个多世纪以前，前辈史家留下的深深遗憾一直萦绕在史学工作者的脑海。“今天，前贤所谓‘凡一国的文化，都应有民族的与国际的两方面，每个民族必有所贡献于世界，并有所获于此世界’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将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把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崭新的发展面貌呈现给世界，让‘中国话语’更加铿锵有力！”张海鹏如是说。 （本报记者 户华为 周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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