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眼中的世界

    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转任国务卿）基辛格，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最高决策层的一对黄金搭档，也是一对写书狂。尼克松一生写了10本书，临去世前还在写《超越和平》（1994年出版）；基辛格则在2014年91岁高龄时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共计17本著作。

    《世界秩序》主要讲历史和理念，或许也可看作是基辛格职业生涯的告别演说，其主题是：由于时代和时局的急剧变化，现在需要缔造第三个世界秩序（前两个分别是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而这个世界秩序的基础应当做到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均衡。前两次世界秩序都做到了权力上的均势，是均势的典范，同时也制订了列强们愿意接受的共同底线规则作为合法性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定了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维也纳体系规定了通过国际会议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基辛格倡议的第三个世界秩序当然也将奉行均势原则，至于这个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书中也做出了回答。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法和混杂性，例如合法性与权力因素之间的均衡、秩序与自由之间的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美国的领导地位与世界多元文明的共处等等，以至于过去他那个“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的刻板印象被冲刷掉不少。

    在海外，对《世界秩序》的好评涌向这位耄耋智者。《时代》周刊认为基辛格在书中为国际和谐与全球失序的根源做了深入的思考。《金融时报》认为基辛格在书中的结论值得美国2016年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去阅读和了解。《纽约时报》书评版的一篇文章说：“如果你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做得不错，那么就跳过本文去看诗歌评论；如果你担心世界的运转正在失控，那么这本《世界秩序》正适合你。”《洛杉矶时报》评论说：“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有内在相似；基辛格在书中的建议并非强辩之词，但是对一个正在想把世界其他部分撇在一边的狂妄国家来说是有益的警告，希望美国不要重蹈历史覆辙。”

    德国《明镜》杂志登了题为《我们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还是通过远见卓识来缔造世界秩序？》的对基辛格的访谈录。尽管有着德国血统并且每周都会在iPad上看《明镜》，但基辛格仍然选择英语作为访谈媒介。国际关系学界公认基辛格的学术渊源主要是欧洲的古典均势思想，但此刻显然他更愿意以美国人的立场来讨论世界秩序这个重要问题。基辛格在访谈中认为，当今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混乱局面，而他也希望人类有足够的远见卓识，总而言之，缔造新的世界秩序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了。

    可以说基辛格是一位有着丰富的“历史现场经验”的国际政治思想者，他专门研究过欧洲的外交历史，也曾亲历许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他的思想不是来自理论推演，而是源于对历史经验的熟稔和对自己的职业经验的自信。此外也是基于他对人性的悲观认知，这与他作为犹太人从小在纳粹德国生活的经历有关。当然，也基于他长期身处的美国社会里高扬的理想主义信念。因此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主张既有欧洲情境中冷静的均势思想，也有美国情境中高蹈的道德自诩。然后就形成了“有道德的均势”和“均势基础上的道德”这类辩证理念。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论证说世界秩序是文化、历史的演化产物，他的国际政治思想也与他跨越欧美的人生经历有关。

    基辛格在书的结尾部分提到：“多年前，我年轻自负，曾妄想就‘历史的意义’建言立说。我现在明白了，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时认识到今后仍需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基辛格的世界观植根于他的历史观，探察历史的结果往往会产生一些不安的、悲观的意识。他提出了要第三次建立世界秩序的议题，但他对这个世界秩序能否建立仍抱有悲观的怀疑态度。所以他又说，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基础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定义。

    《世界秩序》按照学术著作的规范有许多的注释，全书最后一个注释是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意义：反思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哈佛大学政府学系，1950年），意味着基辛格在书中兜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他学术写作生涯的起点。这暗示“世界秩序”是他一生的职业重心，也暗示《世界秩序》可能是他关于自己一生思想信念的最后陈词。当然人们也仍会期待他的下一部著作。

    （作者庄礼伟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