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当代作家心迹和精神内核

    久辛先生嘱我为他的新著《老友旧事》涂抹点文字，“老友”之托，岂敢不从。虽知不自量力，也得斗胆上阵。

    在下一直认为，所谓“人情批评”“红包批评”，症结不在于“人情”“红包”上，而在那个“批评”上。难道人与人之间不要“人情”，而要“冷酷无情”不成？难道写文章，支付一点少得可怜的稿酬，也成了要取缔的“红包”？需要警惕的是，因为“人情”“红包”而胡吹乱捧，完全丧失评论客观公正的底线。批评家如能割断“人情”当诤友，拿了“红包”讲真话，那倒是要让人肃然起敬的。因而为“老友”作文，又能持论客观，尽可堂皇为之，是用不着心存芥蒂的。

    这部书中的很多文章，都曾在鄙人供职的《文学报》专栏《“独眼”看作家》发表过。用“独眼”做栏题，既有“独眼”之见，难免偏颇之意，也有如同军人打靶用“独眼”瞄准，力求看得更准确之意。坦率地说，当初发表时，大多篇什我并未仔细品读。如今，要写点关于这部书稿的文字，逼迫我必须跟随久辛的“独眼”，也来仔细“瞄”一“瞄”了。我发现，久辛描述这些当代名家的文字风格，与写过《狂雪》的诗人身份完全不对等，因为这里几乎没有诗意，没有夸张和比喻，没有过度的修饰，几乎也缺少诗人常见的灵动飘逸、浪漫情怀，他更像个勤勉而严谨的记者，每一笔都力求精确、明晰。因此，有过多年记者职业生涯的鄙人，不由得而生敬意了。因为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凭借几次普通的接触交往，或聚在一起喝几回酒，就能轻易地流泻出来的。总体而言，这些文字平实而又扎实。有扎实的细部材料作支撑，“平实”便不会流于平淡。形成这些文字，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或者说需要下两个方面的案头功夫。一是大量的文本阅读。虽然书中对那些作家的作品，没有过多的鉴赏性、品评性文字，但可以看出作者对所写对象的作品是谙熟于心的，因此随手拈来，与对作家的生平叙事形成映照和互证。二是与作家的深度交流。据了解，久辛为了写一篇短短的文章，常常要与作家做多次采访式的交谈。可见这些平实而又扎实的勾勒作家画像的文字，得来其实是很不易的。

    当代批评界对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认知，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观点有霄壤之距。批评界有“唱盛派”和“唱衰派”之说。我认为，简单地“唱盛”或“唱衰”都不是应有的客观态度。当下对当代作家的研究和批评，存在着廉价表扬和粗疏批评并存的状态。现在流行一种批评方法叫“文本分析”，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如果都能够建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已然不易。但仅此，是否就可以止步了呢？在下以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从文本到文本，很难做更深的解读。作品与创作主体，有难以割舍的血肉关联。故先贤有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说的都是文与人的关系。很少看到有批评者，从作品而联系到作家人格成长经历，诸如童年的心理成长环境，生活阅历和经验，作家待人处事的方式等等，来对作家创作状态进行评析。而久辛这部《老友旧事》中提供的大量当代作家的生活细节，研究者可以拿来做深度解读作家作品的辅助依据。而普通读者，则可以通过阅读书中文字，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比如，书中写到莫言童年生活的一件小事：在学校里与同学打赌，把一瓶蓝墨水喝到肚子里，让同学老师从此不敢小看……类似这般鲜活的细节，与莫言后来在文学道路上不甘服输、顽强超越他人的精神状态，难道会没有某种神秘的关联？鲁迅就曾提出，在阅读某个作家作品时，不妨同时也读一读有关这个作家的传记材料。如果对孙皓晖《大秦帝国》持激烈批评的论者，也来读一下书中《孙皓晖的“大争之心”》，是否能对作品多几分理解呢？从这一角度看，久辛这部书无论对专业的研究人员，还是对于普通读者，都有其重要的阅读价值。书中那些关于作家生活创作经历的描述，虽然常常是速写式的寥寥几笔，其中投射出的却是颇堪玩味的作家心理轨迹和精神人格信息。

    让我稍感不满足的是，作者多事实的呈现，而少有延伸式的评析；多褒扬，而少质疑和反思。不过，既是“老友旧事”，本来就重在“事”而不在评和思，我的不满就有点苛求了。

    （作者陈歆耕为《文学报》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