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归位 公正不掉队

    因为改革，“85后”年轻人蒋骅的人生拐了一个弯。

    法学科班出身的她2010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按部就班进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任书记员。3年后，蒋骅通过了助理审判员考试并接受了长达1年的培训。在本应成为助理审判员的时刻，她却等来了新一轮司法改革启动的消息，2014年9月被任命为上海首批也是全国首批法官助理。

    曾经，一个法律人在法院的成长路径是“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现在则变成了“书记员—法官助理—审判员”。区别在于，助理审判员有审判权，法官助理没有。就这样，蒋骅与审判席擦肩而过。

    事实上，这种变化是有意为之——改革设计者寄望通过全方位的变革，重构法官管理体制和审判流程，回归司法规律。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上海在司法改革方面被委以重任。2014年6月，上海率先拉开司法改革大幕，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徐汇区、宝山区、闵行区人民法院先行试点，为改革探路。近期，记者走访了部分试点法院，了解到蒋骅等改革亲历者的故事和一年来的阶段性成效。

人员分类充实一线

    上午列席审理1件盗窃案、4件醉驾案和1件容留他人吸毒案；中午主持一起故意伤害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下午先去看守所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然后随审判长前往社区矫正中心，回访一名缓刑犯。这是2015年7月15日蒋骅一天的工作。

    下午5点多，走出社区矫正中心的蒋骅告诉记者，她已经非常适应法官助理的角色。

    多年来，我国法院“混岗”现象严重，有相当数量的法官干着行政后勤工作，办案的法官也被庭审排期、文书送达、接待当事人等事务牵扯了大量精力。改革的第一步是人员分类：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人员分类管理办法》，法院人员被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员额比例分别为33%、52%和15%。同时设置5年过渡期，逐步达到目标。

    上海为入额法官设置了较高的标准，经过自愿报名、资格审核、考核考试、法官遴选委员会投票等层层关卡才能入额。上海高院明确要求，法官员额向办案一线倾斜，试点法院办公室、政治部等综合部门一律不配员额。

    闵行入额149名、徐汇入额99名……4月10日，4家先行试点法院全部完成法官遴选，首批入额法官531名，员额比例为27.6%。与此同时，144名有审判员资格的人未能入额。全市法院包括蒋骅在内的206名已通过初任法官培训的书记员转任法官助理。

    改革的大潮使顶着“法官”帽子的人减少了，一线办案力量却得到强化。上海高院副院长郭伟清透露，改革后4家先行试点法院主要办案部门的法官实有人数增加了18.5%。更重要的是，改革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逐步剥离给法官助理等审判辅助人员，法官得以解放出来专注办案。人员混岗、审判资源配置不合理、审判效率不高等长期存在的痼疾正在得到解决。

    “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也许改革就是人生的主题。”蒋骅说，虽然一时做不了法官，但作为一个小分子能参与改革、为法官服务也很荣幸。而且跟着法官学习、积累，还能为下一次入额做好准备。

还权法官激发活力

    徐汇法院刑庭庭长朱以珍已经在法院干了整整25年。

    她记得，20世纪90年代办案，法官办完后要找领导审批。“庭长副庭长自己不办案，每天都在埋头批案子，每个案子都要写出详尽的审核报告，批都批不完。”

    随着案件量的不断增长，2002年，徐汇法院刑庭老庭长推动权力下放，如可能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争议较小的案子由合议庭审判长直接签发文书。后来几经改革，权限进一步下放。

    正如法学家们指出的，院长、庭长审批案件使得法院办案与行政机关无异，并不符合司法自身的规律。上海本轮司法改革中，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也被摆到重要位置。上海高院制定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的规定（试行）》，建立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赋予主审法官、合议庭独立审判、独立签发裁判文书等权力，同时明确院长、庭长不得签发未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他们还建立了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制度，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专业化讨论，主审法官、合议庭可以参考其意见但不必听取。

    朱以珍告诉记者，改革以前，庭里约有25%的案件需要自己或副庭长审批，改革后比例降至10%左右，法官们普遍反映自主权大了。

    “法律人的梦想，就是自己的案子自己下判，独立自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朝着‘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徐汇法院院长许祥云说。

    不再以审批案件为主业的院长、庭长们重新走上法庭、坐堂问案。数据显示，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徐汇法院院长、庭长办案2539件，同比上升28.1%；2015年上半年，闵行法院院长、庭长办案同比上升66%。改革后，4家先行试点法院直接由主审法官、合议庭评议后裁判的案件比例均达到99.9%，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比例仅为0.1%，去行政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责任追究有待明确

    完善司法责任制被认为是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因而广受关注。

    在向主审法官、合议庭下放权力的同时，上海也完善了审判权监督制约机制。上海高院制定了关于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职责规定，从程序事项审批、宏观指导、审判质效及重大、敏感案件的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院长、庭长行使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职责和方式，切实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朱以珍发现，由于改革以后办案压力加大，一些具有法官资格的人主动提出不进入法官员额。随着审判权限的加大，一些法官的压力增大，胆子变小，在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上不敢独立自主下判。

    “如果发生错案，哪些情况下要追究法官责任，哪些情况下免责？目前这个标准还不够清晰，大家还做不到轻装上阵、没有后顾之忧地下判。”朱以珍坦言。

    “现在一方面强调法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另一方面职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所以一些法官感到有压力。”上海高院司改办副主任张新说，“我们认为发生错案，要根据具体行为来界定责任。一是法官主观上有重大过失，导致了裁判发生严重错误，这要追责；二是法官枉法裁判，也必须追责。但是法官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职，那是不追责的。”

    专家表示，完善司法责任制，除了支持地方试点，还应该加强顶层设计，从中央层面给出明确的方向指引。

    2015年4月，上海高院召开了全面推进司法改革动员大会，改革由4家先行试点法院向全市推开，进入全面攻坚阶段。

    “司法改革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而是对既有格局的调整，全面铺开后，面临的困难会更多。可以说，现在改革才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坚持改革，让法官回归自身的角色定位，才能提高裁判水平，让司法公正不掉队。”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上海中茂律师事务所主任盛雷鸣说。

    （本报记者 王逸吟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