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个人和我们那个地区来说,一个不平常的夜晚仿佛跨越了一个时代。
那是1944年的深秋,胶东黄县,我在本村初级小学上学。记得当时刚刚收了秋庄稼,早晨已有些凉意。这天,我照例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向东走一段路,再一拐弯就来到村小学。就在必经之路上——李家街南北两侧的石灰墙上,我突然发现了写满大黑字的标语。这显然是昨天夜里写下的。每条标语后面署的都是“县各救会”字样。当时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稍后我问过路懂行的大人,才知道这“各救会”就是“各界抗日救国会”的简称。由此推测,这是抗日政府宣传部门和武工队写的。当时县城仍为日伪所盘踞,这是抗战以来抗日民主政府第一次在距县城仅5里之遥的村庄亮出鲜明的“旗帜”。
我当时的心情只能用“惊喜”一词来形容,而且是非常惊喜,却不敢“若狂”,只能是不声不响一条一条地看下去。这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是从心底涌出来的激动的热流:长时间以来所受到的欺侮和屈辱,仿佛都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得到了部分的宣泄,童心中蕴藏着的不平之气也借着这些标语得到了伸张。
这些标语写的是——
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已打到德国边境,希特勒法西斯的末日就要来到了!
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展开了局部反攻,日本鬼子离最后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各界爱国同胞团结起来,迎接大反攻的最后胜利!
…………
我反复默念着这十几条标语,感到身上骤然间充满了力量。于是,我加快了脚步,跨进校门,直奔课堂。
又过了一些日子,从大人口里陆陆续续地听到:一些与日伪政府关系密切、有钱有势、平时做了不少坏事的地主们,已暗暗将他们的少爷公子送到敌占的海港城市青岛。与此同时,我隐隐感到生命中的曙光即将到来。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们这个安分守己的中农之家和我自己什么变化也没有,我除了上学读书,就是拾草、打水、抱着磨棍推磨等等,但我的内心已燃起一种新的希望。
这是我在什么时候都会铭记的一个深秋——一个孤独的小孩儿在清静的村街上仔细地咀嚼着一条条标语上的每一个字,寻找和期盼着更多的好消息,心里激荡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
一个月后,一个飘着雪花的清晨,在村小学的西墙外,我看到三三两两的村民在交头接耳,原来墙上新贴出了一张布告,我猜是关于八路军的消息。因为县城还在敌伪控制之下,如涉及共产党和八路军而不便于出声时,人们便相互张开拇指和食指,以“八”示意。当我挤进去细看,果然是我胶东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贴出的布告,恰恰就贴在上月伪“县知事”的一张“强化治安,防止赤化”布告的右上方:
鉴于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的发展,号召胶东全区军民进一步团结一致,向敌伪盘踞的据点和城镇发起攻击,光复我们的国土;敦促伪军官兵迷途知返,认清形势,争取光荣反正,携械来归,立功赎罪;敌占区和边缘区的地主富农与伪职人员也要认清形势,停止作恶,不要心存幻想,准备在本地解放后,实行减租减息,缴纳公粮,支援我军,做守法的村民……最后还号召边缘区和暂时未解放地区的有志青年参加人民军队,在大反攻的战斗中立功。
布告的署名是: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袁仲贤、吴克华,政治委员林浩,副政治委员彭嘉庆,政治部主任欧阳文。这时同在看布告的张校长显得兴致勃勃,他告诉我:“这些首长里头除了林政委是我们胶东本地产生的以外,其他的全是南边过来的红军干部。”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红军”这个词儿。张校长作为一位爱国青年,一直追求进步。就在半个月前,他从南山根据地带来一些革命报刊,中途被伪七区便衣查获,抓进县城,幸而他有乡绅大户家庭的背景,经保释才得以活命,但他的抗日斗志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一个夜晚是十几条标语,它跨越了一个时代,而这个夜晚的布告是那个夜晚的后续。我有幸见证了这个从黑暗到光明的跨越。
言及此,我还想做几句交代,在全国解放前的战争年代,我见过许世友司令员。那时他是山东军区司令员,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一名小兵。林浩政委与我同是胶东人,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小机要员在济南军区大院见过他一面。彭嘉庆同志后来是山东军区副政委,我听过他的报告。袁仲贤司令员离开胶东较早,全国解放后又转入外交战线,当过驻印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始终无缘见面。吴克华副司令员和欧阳文政治部主任二位抗战胜利后即率领部队渡海到东北战场,当时就是从离我村很近的小港上的船。
几位将军前辈俱已离世而去,他们在我看到的那张布告上英名齐集,距今已71年。那是预示黎明就要到来的闪电。他们,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抗日军民,都是从夜晚跨越至光明的有力推动者,也是我和我们那片地区命运转折的施恩者。我从来未忘记,1944年秋冬我内心涌动的热流,我衷心地感激前辈战斗者的恩泽。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