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郭沫若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乔装回到祖国，积极投身抗战大业。郭沫若对战争中人民的艰苦生活有深切的了解和悲叹，他本人也有过痛苦和落寞，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动摇抗战必胜的信念。郭沫若的乐观和坚忍，除了继承中国传统士大夫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外，更在于他对“把人当成人”信念的不倦追求。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战争。带上武装，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阵地固然是最重要的反侵略方式；用文字和艺术的力量，凝聚民心，鼓舞斗志，也是不可或缺的反战力量。用当时的流行话来说，前者是武部队，后者是笔部队。众多的学者、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美术家，都积极参加了这支笔部队，很多人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郭沫若是这支笔部队的重要组织者，也是坚守时间最长、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富的著名战士之一。

组织文化界抵御日军“兽性”，从事抗战大业

    郭沫若在1941年为《新华日报·中国青年反法西斯特刊》的题词中说：“任何人都应该参加反法西斯蒂的斗争，但这也并不是要人人去参加作战，是要人人理解法西斯蒂是兽性的发扬，人人应该克服自己的兽性，体验民主精神，争取理性的胜利。”郭沫若从事抗战事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揭露并消灭日本军国主义的“兽性”，克服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倒退，推动中日两国人民走在民主和理性的阳光大道上。无论是创办《救亡日报》，还是组建第三厅，郭沫若都为了这一信念的实现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奋斗着。

    郭沫若从日本回来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创办《救亡日报》并出任社长。大家约定不取稿酬。不仅郭沫若、潘汉年、夏衍等报纸工作人员发表了大量新闻报道，上海文化界的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人也都义务为报纸写稿。该报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界呼吁抗战的重要阵地。

    将前线将士英勇抗敌的近况通过《救亡日报》传递给广大中国人民，同时展示中国将士文韬武略的精神风貌，是郭沫若和他的朋友们办报的重要目的。郭沫若以老朋友和报人的双重身份，多次带领夏衍、田汉等文化界朋友，奔赴前线，采访陈诚、冯玉祥、薛岳、张发奎等将领，写成通讯报道，并配以前线照片和诗词唱和，鼓舞中国人民“不悲观、不踌躇、不畏怯、不中馁，拼到最后胜利的到来”。

    1938年4月，郭沫若奉命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宣传。这个职务对于曾经担任过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来说，有些低了。但郭沫若考虑的不是名分，而是能否从事抗战救亡的实际工作。三厅下辖三个处，分掌民众动员、艺术宣传和对敌宣传，由胡愈之、田汉、洪深、杜国庠、冯乃超等文化名人主持，职员中包括马彦祥、冼星海等电影界、音乐界名人。他们愿意担任处长科长这些小职务，按时报到上班，全力投入三厅工作之中。

    三厅甫一成立，即组织了一个扩大宣传周，开展宣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多种宣传活动。除盛大的群众运动之外，三厅还准备了大量的宣传片，为各报纸特刊组稿，准备演讲会，提供中、英、日广播节目。阳翰笙、田汉、洪深等人都为这次扩大宣传做了实实在在的准备和组织工作，郭沫若则在这些群众活动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讲天才，鼓舞起群众抗战的激情。在这次宣传周中，三厅组织了群众献金活动，献金主力是“擦皮鞋的小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揩背的、茶楼酒店的堂倌”等各行业、各阶层的劳苦大众。三厅用这些献金买了十辆卡车，组成交通队，定期将宣传品、慰劳品送往前线。

    除这些运动式的扩大宣传和慰劳活动外，三厅的一些附属团体，包括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等，都为前线输送了实实在在的精神食粮。9个抗战演剧队是田汉、洪深等人通过改编各地流亡到武汉的救亡团体演剧队而成，他们奔赴前线，历经各种艰难困苦，很多人都壮烈牺牲了。4个抗敌宣传队是胡愈之和张志让通过选拔蚁社、青年救国团、民族先锋队等救亡团体的成员组成，组建后即奔赴前线各地。像剧宣二队涉足5省23县，行程1万多里，演出剧目33个，组建9个青年歌剧团体，培训了4万多名士兵、妇女、儿童。孩子剧团的孩子们非常勇敢，穿行在抗战前线，给战士们带去了鼓励和欢乐。

在话剧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呼吁“把人当成人”

    1940年7月，郭沫若在《三年来的文化战》中认为，“现代的战争绝不是纯粹军事力量的比赛”，更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对抗。在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郭沫若指出，日军对我中小学教育机关造成的损失高达183796864元，劫掠图书70余万册，毁灭图书馆近3000家。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日军更加侧重文化侵略，在沦陷区宣扬“同文同宗”“共存共荣”，“开办各种训练班以养成奴化教育人才，修改并编印各种教科书，出版各种报章杂志，建立通讯社，并实行复古运动，提倡迷信，诲盗诲淫，遍设烟馆妓馆、赌场舞场，强迫学习日文日语”。日军这种开人类文明倒车的文化侵略，激起了郭沫若等中国文化人的坚决抵抗。1940年底，国民政府改组三厅。郭沫若奉命在军委会政治部下，以原三厅工作人员为基础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要从事研究工作。文工会邀请侯外庐、周谷城等讲中国历史，宗白华等讲文艺美学，陶行知等讲教育，茅盾、老舍等讲文学艺术。此外，郭沫若还创办《中原》杂志与群益出版社，刊出研究著述。

    作为对抗日本文化侵略的实绩，郭沫若创作了6部历史剧，开展了先秦诸子思想研究。跟日军奴化中国人民，开人类文明倒车相反，郭沫若在这些作品中提振民族信心，捍卫人类文明，尊重人的精神生命，呼吁“把人当成人”。

    抗战时期，由于影片和相关器材进口的困难，很多艺人都转向话剧演出，中国现代话剧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陪都重庆成为话剧的乐园。1941—1943年间，郭沫若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为抗战话剧演出增添了新色彩，成为大后方人民温馨美好的艺术回忆。

    《虎符》取材于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郭沫若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把人当成人”的启蒙精神注入其中。信陵君救赵，主要原因在于秦国的虎狼之师活埋赵国的40多万降卒，让国内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当兵，这都是把人当禽兽、当工具的表现。信陵君有信心击退秦军，“你把我当成人，我把你当成人，相互的把人当成人，这就是克服秦兵的秘诀”。魏王的宠妃如姬赞同信陵君的观点，冒着生命危险为信陵君盗出虎符，使信陵君能够统帅晋鄙的十万大军，在战争中获胜。如姬不顾魏王嫉恨信陵君且不愿出兵击秦的事实，冒犯魏王的龙颜，也是愤然于魏王不把自己当人看。她谴责魏王说：“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为了“人的尊严”“我的尊严”，如姬自杀在父亲的墓前。这一曲争取“把人当成人”的悲歌，荡气回肠，是郭沫若抗战时期话剧创作的主题。他说：“把人当成人，这是句很平常的话，然而也就是所谓仁道。我们的先人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思想，是费了很长远的苦斗的。”《棠棣之花》中的聂嫈、聂政姊弟，《屈原》中的屈原、女媭，《高渐离》中的高渐离，《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南冠草》中的夏完淳为了争取“把人当成人”，都用他们脆弱的身躯，做了最大力量的抗争。

    周恩来、董必武、黄炎培、陈铭枢、沈钧儒、柳亚子、金山、张瑞芳、白杨等各界人士对郭沫若的历史剧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宣传，使其成为文化界绽放得最为艳丽的花朵。重庆的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时时传来郭沫若剧中人物的台词，像屈原的“咆哮吧！咆哮吧！”的怒吼。

    随时面临着饥饿与疾病的威胁，时刻处于日本军机大轰炸的残忍悲壮之中的中国学者，非但没有放弃他们的专业工作，反而更加坚韧、更加顽强地将研究推向前进。无论是重庆还是延安，无论是昆明还是成都，学者们都对周秦之际这个战火纷飞、新旧更替时期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学者们讨论孔子、墨子等人的思想观念，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关怀。从1943年8月至1945年9月，郭沫若研究了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名家、阴阳家等先秦思想，汇集成《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两部著作出版。

    郭沫若坚持以“把人当成人”为标准来衡量先秦诸子。他认为，儒家的“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不管你是在上者也好，在下者也好，都是一样”。郭沫若跟很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先秦诸子的评价有分歧，其中的关键在于他对墨子的批判。他批评墨子看重财产私有权，“人民，在他的观念中，依然是旧时代的奴隶，所有物，也就是一种财产。故他劝人爱人，实等于劝人之爱牛马”，是“王公本位”。可见，郭沫若扬儒非墨，跟他的历史剧创作一样，是为了呼吁“把人当成人”。

    在先秦诸子研究中，郭沫若不仅跟二十多年前的梁启超等人的相关成果对话，也跟冯友兰等人的新儒家学说展开交锋，还跟同一阵营的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的研究有异。这体现了郭沫若敢于立异、坚持真理的学术勇气，也表明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大敌当前，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孜孜不倦探究传统精神世界的民族气节，追求更合理的生命形态的历史担当。

把困窘中的文人学者“当成人”看

    1941年，郭沫若完成了《月光下》这篇充满阴暗悲戚色彩的短篇小说。身患肺结核的作家逸鸥在埋葬了自己的孩子后，面对患病的第三个孩子和“纸扎人”一样贫血的妻子，床栏上的麻绳诱惑着他，他流着泪准备走上不归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虽是虚构的，却来源于抗战中的大后方现实生活。贫困的现实对人的尊严的贬抑深深触动了郭沫若。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的物质极度匮乏，文化界人士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陷入困窘之中。1940年2月，戏剧家洪深一家服毒自杀，留下遗书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阳翰笙两个孩子病逝，本人又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于1943年8月开始吐血。1943年9月，桂林《大公报》报道田汉的生活情况：“说来真有点黯然，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负担，近来连谈天的豪兴也失掉了。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钱是三十几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茅盾1944年9月给朋友写信，报告自己腹泻，贫血病，浑身起疙瘩，困顿劳累。茅盾、田汉、洪深、阳翰笙都是文艺界最为知名的人士，他们的生活状态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情况可想而知。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大后方的知识分子被贫病折磨而死，迄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

    但郭沫若并不悲观。新诗《轰炸后》写废墟中的男人问他的妻子：“窝窝都遭了，怎么办？”（意思是说房子被炸了）“窝窝都遭了吗？/女人平静地回问着。”中国人民对战争和贫穷的这种坦然平静的态度同样深深触动着郭沫若：“这超越一切的深沉的镇定哟！”他从中汲取力量，用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团结大后方的学者文艺工作者共度难关。他的散文诗《石池》中的石池被日军大轰炸所投的燃烧弹“炸碎几面石板，烧焦了一些碎石”，但隔不多久，“那个瘢痕却被一片片青青的野草遮遍了”，“石池中竟透出了一片生命的幻洲”。

    作为文化界领袖，郭沫若本人的生活也不好过，接近他的作家刘盛亚说：“有红萝卜的时候，他家里经常是吃红萝卜的。”即便如此清贫，郭沫若仍然愿意将“红萝卜”与那些贫穷的文艺界朋友分享。曹禺说，在重庆的时候，“郭老知道我们大多很贫困，便时常留我们在他家里吃饭”。洪深自杀的消息传来后，郭沫若立即带领医生前往急救，直到洪深一家被抢救脱险后方才离开。郭沫若闻讯田汉生活艰难，特意给田汉写信，“吾弟生活极窘，近已知其详尽”，愿意将历史剧《高渐离》的稿费赠送，“留弟处以为老伯母甘旨之费”。

    除了这些经济和医疗上的救援之外，郭沫若更多的是用赠诗、题词等文艺界特有的方式，去帮助那些文学艺术家度过艰难的抗战岁月，扶持和鼓励他们健康成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人当成人”，共同为抗战贡献力量。

    郭沫若和傅抱石、关良、关山月、李可染、陈之佛等知名画家合作创造了一系列美术作品。他为傅抱石的《屈原像》《五柳先生像》等许多画作题诗，还专门写了《竹阴读画》《题画记》等长篇散文作品记叙他跟傅抱石的交往。傅抱石的画配合郭沫若的题诗，成为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精品。关良以《水浒》人物画著名，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举办一次画展，拟展出的作品似乎跟抗战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受到非议。郭沫若挺身而出，写了《我与关良》，赞美他在“这中国古代艺术的遗产里，发掘出一个绘画底新形式了”。并为他的《黄金台》《拾玉镯》等数十幅作品题诗，支持他闯出自己的艺术道路来。郭沫若还参观了像张仲友、张文元、张悲鹭、华以松、沈叔羊这些不为艺术圈外所熟悉的画家的展览并为他们的画作题诗。

    此外，郭沫若还扶持和培养着学术界、文学界、音乐界的大批学术新秀。王冶秋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几个被人遗忘的歌者》，提到了戚继光的《凯歌》并其自注。郭沫若见后主动写信给王冶秋，虚心请教相关问题，并邀请王冶秋到家里见面。王冶秋见到郭沫若后，觉其“和蔼可亲”，“丝毫不感到生疏，一点也不觉得拘束”。郭沫若恳挚谦虚的态度激励着王冶秋在学问上继续前进。1942年，28岁的复旦大学教授鲁实先驳斥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博士的观点，写成《〈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郭沫若读完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学者的著作后，特赋《满江红》，写道：“国族将兴，有多少奇才异质。纵风雨飘摇不定，文华怒茁。”当后来看到鲁实先制订出“汉鸿嘉以来气朔表”后，郭沫若又特意写长诗赞美鲁实先在“天南天北弥硝烟”的情况下“博览群书明缀术，追踪司马学通天。景烁巧思入神化，厥美难可专于前”。

    作为在“风雨飘摇不定”中“文华怒茁”的“奇才异质”，有多少艺术家、文学家、学者受到了郭沫若的尊重和鼓励啊。他们在文化界领袖郭沫若那里被“当成人”，感受到了作为人的尊严，也因此对郭沫若充满了感激，正如在抗战时期跟郭沫若有过密切接触的冰心所说：“郭老！您的精神，永远在人类之头昭在。您就欢乐豪放地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迎风飞驰吧！”

    （作者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配图均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