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抚慰民族的伤痛”

    第二次世界大战真的已经远离我们了吗？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至今仍饱受战争的残害。

 

    自2009年3月开始，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万少华、郑新华、毛晓伟、戴云刚、余志斌、柴腾蛟、占倩颖、祝黎昕、韩继红、徐丽芳、徐宏景、叶圣忠12名医护人员组建的“万少华团队”，利用节假日，上门给39位饱受日军细菌战蹂躏的烂脚老人医治换药，为他们每人建立起翔实的病历档案和个性化治疗方案。

 

    历史并未走远，伤害还在继续。

 

    一次偶然的机会，年轻的医护人员走近一群或坚毅、或痛苦、或愤怒、或无奈的特殊老人。第一次见到“烂脚”的一瞬间，他们都惊呆了……

 

    7月5日，周日，上午八点，太阳已经灼热。

 

    带着塞满后备厢的纱布、碘酒等药物，万少华、郑新华、余志斌和护士姜好，又向九华乡坞口村出发。

 

    6年前，柯城区人民医院医疗救助团队对柯城区范围内的烂脚病人进行普查，要从全区89位烂脚患者中，筛查出与日军细菌战相关的受害者。

 

    遥望山路弯弯，作为烂脚病救助团队的核心人物，万少华对记者说，他已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走过多少次了。有一幕他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烂脚老人时，心灵受到猛烈地震撼！

 

    余志斌说：“那一瞬间，我们都惊呆了，就好像有人拿着刀在我身上划。”

 

    刘四古是第一个给他们留下沉重记忆的老人。

 

    2009年3月的一天，车至坞口村，万少华问路。热情的村民一听“刘四古”三个字，突然犹豫起来，指着200米外一片空地上孤零零的一间集体房说：“那就是刘四古家。我不过去了！”

 

    推开门，令人作呕的气味冲出封闭的空间，穿过口罩，瞬间扑鼻而来。

 

    屋子角落，70多岁的刘四古蜷缩在床上。3月，山里还是凉飕飕的。但老人的腿，因为肿得流血流脓，穿不上裤袜，只能敞露着。

 

    接下来的画面，更让年轻的医生护士震惊。

 

    毛晓伟回忆说：“当时，我看见他腿上的痂皮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猜想可能是一个出血点。等到掀开那层痂才发现：天啊！哪里是什么出血点？！那是蛆！是密密麻麻的蛆在动！”

 

    窗外，青山绿水，层峦叠翠，这早春美景和刘四古裸露的脚所形成的对比，强烈地刺激着年轻人的心。

 

    两个多月的走访，他们看到了许多双和刘四古一样令人震惊的脚。每次调查回来，所有的年轻人都神色凝重，久久沉默……

 

    这究竟是什么怪病？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衢州各村落？在所接触到的学术资料里没有查找到相关文献，年轻人开始追寻起历史……

 

    这么严重的创面，这么奇怪的伤口，学外科的年轻人从没见过，在“万方医学数据库”里也查阅不到任何资料。

 

    在医院的鼓励、支持下，结合流行病学调查、患者病史，年轻人自发学习《黄家驷外科学》《创伤外科学》等书籍。

 

    万少华、郑新华、毛晓伟还一次次上门拜访衢州细菌战真相调查第一人、曾任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的邱明轩，认真研读他编写的《菌战与隐患》《罪证——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孽债难忘》《莫忘历史——抗日战争在衢州》等书籍。

 

    沉重的历史在年轻人面前再现、还原。

 

    “我本来有个幸福的家庭，是日本人的细菌战让我家破人亡。”衢州市体委原副主任杨大方，当时8岁，目睹了惨剧。

 

    1940年10月4日早上9点，衢州城区有东西从天上撒下来，掉到水缸里，人们捞起来一看，是跳蚤。有人拿去化验，结果跳蚤带有鼠疫病菌。

 

    当年在县城里以修钟表为生的杨大方的父亲因为舍不得生意，又自认为身体强壮，不会生病，就没有逃亡。但很快，疫情暴发。他父亲开始发烧，满身红肿，淋巴肿大，不吃不喝，6天后就去世了。杨大方的祖母因为悲伤过度也撒手人寰，逃到乡下的叔叔，最终也没能逃过鼠疫。

 

    “我至今不知道父亲死后被埋在了什么地方。”杨大方悲伤而又愤怒的叙述，在年轻人的心中久久激荡。

 

    历时3个月，万少华团队最终确认，在柯城还有39位细菌战受害老人。他们都经历过战争，经历过细菌战而幸存，年龄大多在80岁以上，脚上的伤口历经70多年而不愈。

 

    细菌战作为日军的“最高机密”，有关资料直至最近二三十年才被披露。据《井本日记》第18卷记载的《昭和十七年“保号”指导计划》，日军重点攻击目标是浙江的衢县（现衢州）等地。而“保”正是细菌战的代号。

 

    2001年1月26日，原日军“731部队”航空班唯一健在的飞行员松本正一，在日本埼玉县家中对邱明轩说：“我曾于1940年10月4日参加日军对衢州的细菌战，我从内心感到有罪，我深深地向中国人民谢罪！”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南京大屠杀、东北万人坑，但我却不知道每天生活的家乡衢州竟然也发生过这样的惨案。”年轻医生柴腾蛟说，“我深感惭愧！也深感能为细菌战受害者治疗是多么的有意义！”

 

    作为细菌战全国第一战场，浙江遭受日军三次细菌战袭击，为什么三次“靶心”都是衢州？历史是这样沉重……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万少华团队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追寻历史。

 

    衢州是闽浙赣皖四省边际交通枢纽。途经衢州的浙赣铁路是当时从杭州通往内陆的主要通道。

 

    衢州还有一个始建于1933年的机场。1937年杭州沦陷后，国民党空军总指挥部就把衢州机场当作出击台湾和日本本岛的基地。

 

    1941年12月7日，日本未经宣战，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悄悄策划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计划。

 

    1942年4月18日晚10时。16架B-25型轰炸机从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直飞日本本土，轰炸了东京、大阪、神户等城市。等日本军队反应过来，轰炸机队已经飞离日本。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这次“东京上空30秒”行动给予极高评价。杜利特尔及其轰炸机队的队员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的英雄。

 

    然而，当年杜利特尔轰炸机队在离开日本本土后却遇到了麻烦。

 

    轰炸机队原定计划是到浙江衢州机场加油后返回。但由于天气恶劣和燃料耗尽，16架轰炸机均未能在中国机场平安降落，大部分轰炸机在衢州附近区域迫降或坠落。80名机组人员中的64人在中国军民帮助下获救，被护送到当时浙西行署所在地衢州，最终全部安全返回美国。

 

    70年过去了，当年杜利特尔轰炸机队的80名成员中，还有5人在世。当年与杜利特尔同在1号机组的中尉副驾驶员理查德·科尔已经96岁。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很多记忆都消失了，但中国军民营救我的历史片段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一段非常令我动情的历史。我永远感谢你们，伟大的中国人民！”

 

    几十年过去，这段跨越太平洋、跨越国籍的互助行动并没有被世人忘记。

 

    1992年，衢州等地5位当年参与救助美军飞行员的老人，应邀赴美参加“杜利特尔行动50周年”纪念会，他们在庆典上被授予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和“人类杰出服务奖”。

 

    如今，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永久展出着杜利特尔轰炸机队成员在中国得到营救的历史文物和资料。

 

    得克萨斯大学杜利特尔图书馆历史学家格兰斯意味深长地说：“作为历史学家，我将不断传播这一故事，让更多美国民众了解这一历史。现在许多美国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一史实。我认为，美国学校应将这一史实载入教科书中，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学习。这非常重要！”

 

    1994年，因为“杜利特尔行动”的缘分，衢州与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结为友好城市。

 

    衢州也因此遭到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残酷报复。

 

    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甚至亲临衢州，要求“以返回居民为目标，造成无人地带”。细菌战致使衢州5县累计发病多达30余万人，死难的人数高达51407人。衢州《大明报》当年曾记录惨状：“田野无人迹，午夜多哭声！沿途只见抬棺材。”

 

    衢州成为日军细菌战部队在浙江造成伤害最大的地方。

 

    这是沉重的历史，也是民族的伤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抚慰民族的伤痛，责任不能缺失”

 

    历史启迪现实，现实回应历史。

 

    柯城区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大多是80后、90后。为细菌战受害者服务，是医院的职责，更是传递爱国主义精神的最佳平台。医院发出动员令。很快，一个由万少华医生带队、12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烂脚病医疗小组迅速组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抚慰民族的伤痛，责任不能缺失。”万少华说，“活着，就是一种抗争。我们要让受害老人好好活着！”

 

    虽然没有硝烟，没有剑影，但这里也是“抗战”延伸的战场。

 

    九华上宅村，与弟弟相依为命的83岁老人郑土宣，烂脚上结了厚厚的黑垢。地上，淌着血水、脓水。

 

    “老人的脚太脏了，更容易引起感染。”万少华对老人的亲属说，“你们要常给他洗脚啊！”

 

    万少华拿来板刷使劲地为老人刷脚。烧好热水，担心温度过热，护士李芳芳又挑来凉水，把开水兑成温水。

 

    脚洗干净了，药上好了，创口包扎起来了……这个终身未娶的老人，面对如此细心、耐心、认真地给自己检查、洗脚、消毒、上药、包扎的医生护士时，禁不住“呜呜”哭起来。

 

    长期失群独居，使这些老人不愿见人，不愿说话。70多年的煎熬，有些老人的精神、心理有了一些问题。年轻的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曾遭到拒绝。

 

    沟溪乡碗窑村，1939年出生的巫双良，因为细菌战烂脚后，贫病交加，也终身未娶，独自居住在敬老院内。

 

    2009年6月，团队上门做治疗时，老人一边大声喊着：“出去！我不需要你们帮我！”一边将放在桌子的竹制品甩向万少华。

 

    为了化解误会，万少华找村干部一起做工作。尽管干部们一再说巫双良脾气古怪，不好沟通，但万少华仍然坚持。

 

    一次次耐心沟通，巫双良将信将疑，终于将溃烂的左腿伸向了万少华。

 

    一次次上门救治，巫双良左腿上原本溃烂的创面开始结痂。看着渐渐好转的腿，老人满心欢喜。

 

    “从最初的拒绝、不欢迎，到后来的信任，这是180度的转变。再看到老人们的烂脚渐渐好转，作为医生，我很欣慰，也很有成就感。”万少华说。

 

    但情况并非一帆风顺。在后续的治疗中，一次，巫双良不让医护人员进屋。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之前进城门诊，花了20块钱车费，路途遥远好不容易进城去一趟医院，结果只拿回15块钱的药，老人一个劲地埋怨说“不值”。

 

    为了消除误会，年轻人在门外一遍遍地道歉。他们也看到了工作中的疏忽，意识到应根据实际情况，为每一个老人制定不同的医疗方案：居住偏远，拖着烂脚进城看病不便的老人，就安排多上几次门，每次多留一些药水和纱布；对治疗没有信心、情绪低落甚至排斥的老人，就要注意多解释沟通，陪他们聊天。为了便于和老人们交流，老家江西的万少华认真学起了衢州话，甚至还用心学一些农村的“土话”。

 

    在年轻人的关心救治下，如今，几乎每一个烂脚老人都学会了自己换药包扎。以往包裹不讲卫生的现象没有了。

 

    生活中有些美好的体验和感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年轻的医疗团队在救助的过程中，奉献了美好，也收获了幸福……

 

    老人魏洪福有条跟随他多年的黑狗。

 

    黑狗从小就看着主人的烂脚，看着主人难受。夜里，老人辗转难眠地呻吟时，黑狗就会依偎在他的床头，给主人一些安慰。

 

    因为烂脚、异味，魏洪福不外出，邻里也很少上门走动。

 

    6年前的一天，从城里来了医生给魏洪福看脚。看到来了陌生人，一阵狂叫之后，黑狗警惕地跟在他们身后。

 

    年轻人扶老人下床坐到椅子上。黑狗虽然温顺地趴在一旁陪伴，头颈却向着医生昂起。清洗伤口，消毒上药，再包扎。看见在陌生人的照料下，主人精神好多了，黑狗舔着舌头，摇起尾巴。

 

    “去，我站不起来，你送送他们！”临走时，魏洪福拍拍黑狗说。黑狗就摇尾送医生出门，蹦跳下了十几级石阶，穿过门口的小溪桥，直到送他们上车。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以后，每次医护人员上门，黑狗都会提前守在门口，摇头摆尾，吐着舌头，转圈迎接。结束时，黑狗也总会送医生们离开。

 

    如今，老人的双腿创面渐渐缩小，已经可以偶尔下地走动，去门口晒晒太阳。

 

    6月20日，记者随医生下乡。临走时，魏洪福老人颤颤巍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从前都是我的小狗送你们，这次我一定要自己送。”扶着门框，挥着手，记者看见魏洪福的目光一直跟随着车辆开走的方向，直到蜿蜒的山道遮住了他伛偻的身影。

 

    医生毛晓伟说：“这种场景，常常让我们感动。”

 

    更让记者感动的是，年轻人不仅为烂脚老人提供了医疗服务，还和他们成了朋友、亲人。

 

    魏洪福告诉记者：“我儿子患病，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毛晓伟医生帮忙。他帮我们办好了所有住院手续，还亲自给我儿子开刀。小毛医生现在真成了我们的依靠！”

 

    “来来来，先吃颗家鸡蛋，营养营养……”“这些笋干都是自己家晒的……”老人和亲属们，常常拉住年轻人的手这样说。随年轻医疗团队走进每一个有烂脚老人的家，记者一次又一次看到和听到这样的场景和对话。

 

    “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记者从他们和老人们交往的一举一动中，深深感受到这种朴实和美好。

 

    “这不是我们一个团队的战斗！”

 

    平时工作十分繁忙，没有加班费，没有补贴，也没有调休，“万少华团队”的医生、护士和司机都是利用节假日出诊，为孤居偏远乡村的老人换药。

 

    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徐丽芳，平常工作忙碌，但对于烂脚病下乡治疗工作，她从不推辞。有一次，一位腿脚不便的烂脚老人感到不适，打电话给万少华。万少华立即安排车辆、药品，但下乡去还需要一名护士。临时要人，怎么办？他向徐丽芳求助。刚下班的徐丽芳，二话不说就从家中赶来。后来，万少华才知道，徐丽芳的父亲那几天犯了心脏病，正在医院治疗，她原准备陪伴父亲。

 

    郑新华为刘四古上门治疗，衣服湿透。回家路上，路人都掩着口鼻绕开郑新华走。走进家门，新婚的妻子问他：“你这是做什么？这么臭！”但他一直坚持上门治疗，直到2012年老人离世。

 

    万少华答应陪儿子一起看场电影，拖了一个暑假也没看上；有时，由于医院用车紧张，为了不耽误治疗，他会开着自己的车下乡。

 

    有一次，他载着医师余志斌、护士徐丽芳在前往华墅乡三官岭村的一段200多米的上坡山路上，车子突然熄火并缓缓倒退，差点跌入悬崖。老司机徐宏景说：“这条路，有时我们开着都很紧张，但每当医院用车紧张，万少华都会开着自己的车下乡。”

 

    6年时间，年轻的医疗团队奔波在乡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从无怨言。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

 

    年轻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是老人们需要我们！”

 

    1993年出生的祝黎昕对记者说，她2014年毕业到医院。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让她接触到了烂脚病。刚开始，以为只是下乡看看老人，换换药，应该很简单。但是，没有想到往返路上，由于山路崎岖、天气炎热，所看到的烂脚场面太过震撼，回到家，她开始发烧，她的心里也曾有过负面情绪。但当闭上眼，一想到那些可怜的老人，想起每次换药时，老人眼睛里透出的“依赖”，她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祝黎昕这样感叹：“相比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老人，我们真的太幸福了！”

 

    1992年出生的护士占倩颖说：“过去生活和工作忙碌，让我静不下心思考，感悟今天的幸福。相比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老人，现在每次下乡回来，我都深深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真的感到太幸福了！我提醒自己，一定要为每一个老人好好服务。”

 

    “和老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看到老人们流泪。老人们的泪水，掉在地上，也点点滴滴落在我们的心里。”徐丽芳说，“很奇妙，那一刻，什么脏，什么臭，都没有了。”

 

    万少华说：“这不是我们一个团队的战斗！”

 

    致力于调查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历史真相40余年的邱明轩，遍访细菌战知情者、受害者和死难者家属，收集了翔实的原始材料，共累计形成细菌战文字资料100多万字，燃尽一生，直至今年5月12日病逝。

 

    吴世根，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创始人之一，他的父亲死于侵华日军刺刀下，他的弟弟妹妹死于细菌战。退休后，他长期从事协助衢州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索赔活动，直至2009年11月12日去世。

 

    吴建平，吴世根的儿子，2014年10月接过了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受害者协会（筹）负责人的重担，积极奔波于上海、北京各大医院，联系全国名医，为受害者看病治疗，默默为衢州细菌战受害者作贡献。

 

    头发花白的杨大方长达10年，4次跟随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团，前往日本状告日本政府。2005年7月，在杨大方、邱明轩、吴世根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衢州细菌战纪念馆在罗汉井5号——昔日鼠疫暴发的重灾区落成，并对公众开放。2014年，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原纪念馆）和北京卢沟桥等一起名列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

 

    衢州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们，利用假期走访患病老人家庭，为他们献上志愿者的服务和关爱。

 

    活着，饱受煎熬；逝去，死不瞑目

 

    在这次难忘的采访中，记者曾问过许多烂脚老人，对侵华日军恨吗？

 

    “恨！”每个还能回答的老人，都把这个字说得斩钉截铁。

 

    而更多受害老人，则已经丧失了发声控诉的能力。黄家乡新铺村80岁细菌战受害老人崔菊英，在老年失智和长久的独居之中，只剩哑然。6月的天气已经开始闷热，记者却看到她竟固执地把棉毛衫、线衣、外套一层层地包在身上。默然的表情毫无变化，喉间偶尔发出的“哼、哼”声，是用来表达情绪的唯一声音。

 

    有的老人不堪痛苦，甚至自杀。

 

    老人杨春莲，1942年秋感染炭疽，烂脚60余年。2003年春节前，因实在无法忍受烂脚折磨而自杀，告别了亲人。

 

    记者了解到，6年间，39位烂脚老人中，至今已有19位离世，有些直至生命尽头伤情还在反复。剩下的20位烂脚病老人，虽然伤势有好转，溃烂基本消除，创面也明显缩小，但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有效根治的方法，仍有可能复发。

 

    每次和这些老人握手告别，也许就是一次生离死别。

 

    “万少华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想在这些老人的苍茫暮年里，多为他们治疗一次，多给他们送一份温暖。

 

    “让我们一起抚慰民族的伤痛！”万少华说。

 

    （本报记者 严红枫 本报通讯员 严粒粒 李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