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申报》直斥日本“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而被日本人控制的报纸《盛京时报》却轻描淡写地称“市民未感受若何恐慌”。
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势力大举进入东北，此后，日本对东北地区的舆论渗透从未停止过。到1927年，日本在东北创办的报纸已有70多种。《盛京时报》名义上是“开通民智”，联络“中日邦交”，实际上是日本文化侵略中国的工具。它一方面露骨宣传日本代表着“最美好的世界”，另一方面大肆诋毁中国形象，“九一八事变”后更是肆意美化日本侵略，宣传所谓的“中日亲善”和“王道乐土”言论，为侵略者张目。
东北沦陷后，为摧毁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实施其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日本军国主义对新闻广播出版业实行严格控制。1936年9月，成立“满洲弘报协会”，将伪满洲国的主要报社发展为其加盟社，以便于控制。1941年1月设立“满洲新闻协会”，并于这一年的8月颁布了《满洲国通讯社法》《新闻社法》和《记者法》，借以大力宣扬奴化思想和殖民政策，阻击抗日报刊和出版物进入东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更是进一步强化了新闻管制，禁止任何形式的反日言论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刊发出了抗日最强音。《满洲红旗》是“中共满洲行动委员会”的机关报，针对1931年1月至2月日军在沈阳举行的演习，《满洲红旗》极富预见性地指出：“无疑地，这些枪声，是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三省的信号。”1932年淞沪保卫战打响后，《满洲红旗》对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的英勇壮举发表了社论，并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除了《满洲红旗》，还有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刊物《两条战线》和东北抗联第二军党委机关刊物《战旗》等报刊，以及南满地区的《东边道反日报》《列宁旗》《反日民众报》《反日青年报》等。虽然日伪当局对报刊实施了更为严格的控制，但是各级党组织都秘密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努力通过报刊等宣传品来传播党的抗日方针和策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北抗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1932年南满游击队创办《红军消息》开始，到1940年，共创办了24份报纸。
许多爱国报人也不惧日寇的淫威，以各种方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由张复生在长春创办的《国际协报》，在东北全面沦陷前，连续发表10余篇社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满蒙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又以《日本军队能如此侵占东北》为总标题逐日撰写社论，向世人披露日军的侵略行径。
随着日伪对报刊管束越来越紧，爱国报人采用隐蔽、迂回的方式，通过副刊、画报进行抗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36年8月15日，《大北新报画刊》主编金剑啸、《黑龙江民报》社长王复生、编辑阎达声等进步报人被日伪杀害，在东北文化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屈的一页。
（本报通讯员刘勇 本报记者毕玉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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