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传世经典 缅怀大师教诲

    由叶圣陶、吕叔湘等著的《大师教语文》一书，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我国三个社会变革的历史阶段。

    大师开讲座 盛誉传京城。第一阶段，是从1962年夏天到“文革”前。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有志青年涌入国家机关投入建设高潮。他们经历了各次政治运动，独独没有经历文化学习的高潮。这一缺憾引起了孙起孟和张知辛这两位有识之士的关注。已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起孟，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兼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我父亲张知辛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中华函授学校校长，“文革”中不幸含冤而逝。他们志同道合，决定举办一个面向广大在职干部和教师的“语文学习讲座”。这一倡议得到在京的40多位语言文学名家的大力支持，其中既有叶圣陶、吕叔湘、王力、朱德熙等语言大师，也有老舍、冰心、赵朴初、赵树理、周振甫等文学大家。“语文学习讲座”于1962年夏天开班，平均每周一期，每次听课者都达千人以上。叶老说：“每回讲课之前，场子里就坐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一个迟到的人。大家聚精会神，一边听一边记笔记。结束的时候不等主持人示意，全场早就掌声雷动了。这热烈的掌声实在是反映了学员们迫切求知的心情。”除面授外，举办者还通过发布录音和讲义等函授方式，使更多的学员受益。讲座共举办200多期，直到“文革”爆发才被迫中断。

    讲义印成书 发行逾百万。上世纪70年代末期，广大群众迫切希望提高语文水平的需求又一次显现出来。在秦城监狱非法关押8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孙起孟想到“语文学习讲座”曾经发挥的历史作用，提出编辑出版讲义的设想。他将这副重担交付于我，并强调说：这也是你父亲的遗愿。此即延续“语文学习讲座”生命力的第二个阶段。值得庆幸的是，大师们讲课的200多篇讲义躲过了“文革”的涂炭，完整保留下来。为适应劫难后全民族提高语言文化水平的需要，我将讲义按文体编为7辑：《语文学习的基础》《阅读与写作》《文章讲评》《应用文写作》《现代文选讲》《古代文选讲》和《诗词选讲》，定名为《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全书约120万字，叶圣陶、吕叔湘分别撰写了序言，赵朴初题写了书名。两年之内增印五次，发行量超过百万。

    在主编讲座《丛书》的8个月里，我与大师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到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学问生于道德，精深出于认真”的中华民族古训和美德。叶圣陶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出版家。他二话不说承担起了写序的任务。为此，还专门邀请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蒋仲仁先生和我，到他家“商量商量”。而商量的内容竟然是他老人家亲自起草的序言提纲。叶老曾对我说：“一向不肯马虎是我的脾气。”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王力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的文章那一段最后一句应删去。你看看是否收得住？请你代我补一句结束这一段话，好吗？”大师们精益求精的作风和虚怀若谷的美德，令我难以忘怀且终身受益。我们铸就自己，不能背离道德和认真。

    读传世经典 承大师精神。第三个阶段，即指当今。当今的语文学习存在不少困惑和误区。语言界有识之士多年呼吁纠正语文教学中的偏差，如今虽然有了改变的迹象，但仍需造势形成强力推动的社会气场。这使我联想到30年前出版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大师们的学术成就是我们仰望的一座座高山，他们对普通人的讲授又如高山上融化的冰雪，涓涓细流浇灌着民族大众的心田。于是，2014年3月，我在北京与从事大学教育的大妹妹张明非教授、妹夫黄介山教授共同商议，决定顺应新的形势，重新编辑出版具有重要价值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并更名为《大师教语文》。

    《大师教语文》与《丛书》有以下不同：一是在保留原书基本内容的原则下，对原有篇目进行了筛选，对一些文字也有所删节；二是编辑体例由原来的按文体分为7辑，改为按作者排序分为上下两卷；三是增加了作者生平事迹简介和照片；四是首次发表了上世纪60年代开办讲座、80年代编辑《丛书》的相关照片及多帧大师手迹。鉴于本书的27位作者大多已辞世，这些资料尤为珍贵，使得本书在学术价值之外还具有收藏价值。《大师教语文》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著作。说空前，因为在此之前还不曾有过几十位当代语言文学大师和专家，共赴一课堂向普通大众授业解惑的盛举；说绝后，因为我们不再乐观地认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仍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高山仰止的大师群体。因此我们说，这部书是经典，是传世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