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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30日 星期四

    科学理性地认识中国文学

    作者:徐志啸 《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30日 07版)

        方铭教授在对话中的一些观点,在笔者看来,似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首先是对中国文学概念的认识。方铭教授在对话中说:“按照20世纪以来我们所引进的西方文学学科观念,‘六经’除《诗经》以外都不属于文学,全部战国诸子也不属于文学,最多只能算有所谓的‘文学因素’。”“这种现象,不但限制了学者的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这里所谈,笔者以为有几个认识问题需要澄清。我们知道,先秦时代的“六经”,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著作,在其产生时代,并不具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纯文学性,也即,它们本不属于纯文学学科的著作,因为在先秦时代,人们在认识意识上,文史哲是完全不分家的,其时的文学,还完全不属于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还远没有从文史哲混合的概念中独立出来,先秦时代的许多著作,既是哲学思想著作,也具史学成分,而文学因素往往掺杂其内,很难说,哪部著作是纯属某个学科的,即便像《诗经》,在编订者看来,也是如此——因为它既被称为“经”,从编订者的角度认识,它就不属于纯文学学科。如承认这点,我们就不能武断地认为:“六经”不属于文学的认识系20世纪引进西方文学观念的缘故。换言之,我们不能说,是20世纪以来引进的西方文学学科观念,限制了学者的研究范围,破坏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这样判断,实在有些混淆是非了。

     

        中国古代对于文学著作的认识和区别分类,或谓文史哲真正分家,文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文史哲的大家庭中分离出来,以及我们后人对先秦时代著作分类特征的认识和区别,并不是由西方文学学科观念被引进以后才具有的,在此之前,早在魏晋时期,文学即开始具有自觉意识,特别是萧统《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问世以后,有了比较明确的文史哲分家的状况,对文学分类的认识也逐步明确了,对此情况,中国的文学史界实际上早已有共识。

     

        方铭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差不多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因而中国“文学”观念的产生,也应该有三千多年了,从时间上说,这要比西方早很多。我们今天讲述中国文学的产生,固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三千多年之前,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人对文学的明确认识,特别是对文学这门学科的学理性认识,早在三千多年之前就有了清楚的科学的鉴别与认识,须知,文学在人类早期的朦胧产生,和人们对文学这个学科具有科学系统的认识,不是一回事。在西方,对文学做出比较科学和理性地阐发,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开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堪称人类早期系统阐释文学、戏剧和诗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它比中国早期公认的奠基性文学理论篇章《诗大序》产生的时间要早很多,因此,说中国文学观念的产生比西方早得多,恐怕是有问题的。

     

        方铭教授认为,中国文学史是中国固有的一个学科门类,不是西方近代文明传入中国后才重新建立的。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对所谓文学史的固有认识,对文学作历史的发展的研究,在早期,也从没有明确的意识和系统的理论阐释。有学者曾提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时序》篇是具有文学史意识观念的最早雏形,但我们不能仅凭此就下结论,说中国早在六朝时期已具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刘勰的《时序》篇虽说已具有了文学史的早期意识,但毕竟它只是具备了朦胧的初步意识的文学史雏形,其后的中国古代文学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和推进,因而贸然说文学史是中国固有的一门学科,恐怕并不符合实际。

     

        文学史是一门科学,是作者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科学地、历史地、系统全面地梳理、阐述、总结文学的发展历程,从中探索文学内在丰富的内涵和意蕴,由此总结和概括出文学发展的总体脉络、客观规律和历史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近代之前既没有对文学史的科学认识和概念意识,更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严格地说,中国的文学史研究,是在20世纪初引进西方文学史观念后才开始诞生并发展起来的。黄人和林传甲在20世纪初编写的文学史十分稚嫩,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专著,真正比较规范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应该是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以及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等著作。

     

        研究中国文学确实不能脱离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方法。但问题是不能太绝对。毕竟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封闭的与外界隔绝的中国,且中国文学的创作、研究、鉴赏,都不可能摆脱置身于世界之中的中国的客观实际,一个开放的国度,不时地会与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交流,特别在今天,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须臾缺少的文学,更要和世界发生关系,和世界各地区的文学和文化发生交流、融合和碰撞,这就要求我们既应该站在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用中国的眼光看待中国本身的文学,也同时应该将眼光放远,放眼全球,放眼世界,将中西方文学和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通过比较鉴别,从中汲取对于我们中国文学有益的养分,促进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而不是片面地、绝对地认为中国文学就必须是绝对纯中国的,不能也不允许运用外来的理论、观念和方法。将其作全方位的、立体的比较和鉴别,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本身。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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