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争鸣

    编者按    

    上一期，本刊就“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到底是否应该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问题，刊发了方铭教授与王锺陵教授的对话，引起了热烈反响。本期就此问题再编发四篇文章，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刘毓庆教授认为：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主宰了世界，人们将知识系统的开掘认作治学的第一要义，而忽略了精神本质的探讨，这背离了人文研究的初衷，也背离了中国文学的实际。赵辉教授则指出：中国古代真正的“纯文学”很少，中国文学有着非常明显的民族性。中国的文学研究必须回归中国文学本位，从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出发去认识，唯有如此，方能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偏离中国文学的本原。徐志啸教授则认为：方铭教授强调中国文化的本位似乎有些过头。研究中国文学史应有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法。但问题是，在改革开放的21世纪，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须臾缺少的文学，要和世界发生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既应该站在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同时也应该放眼世界，而不是片面地、绝对地认为中国文学就必须是绝对纯中国的，不能也不允许运用外来的理论、观念和方法。李庆本教授则指出：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下，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有效方法，是首先要打破一切“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我们应该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找到一种对话的途径。四位学者的角度虽然各有不同，但同时指向一点：即在当下的文学史写作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的确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大问题。总结百年来文学史写作的经验，探索新世纪文学史写作的新路，我们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