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方志在学术上的两大突破

    方志是著述地域综合历史与保存文献典籍的主要载体之一，也是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渊源悠久，自成体系，是支撑和延续中国史志大国的基础文化工程。当代方志经过30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由首轮而二轮，发展势头良好，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普及之广、专业人员之众、社会影响之深，堪称无与伦比、前所未闻。在当代方志成果集群之中，作为全国方志首批续修试点的《萧山市志》，洋洋千余万字，方志理论与方法创新，因其著述集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统一等特点而夺目。

    《萧山市志》的撰述理论与叙事方法，深化了“三新”在改革开放内容记述方面的优势和特点。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胡乔木：《对地方志工作的指示、批示》），打破门户之见，不墨守成规，积极与相关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合作，综合其他学科优势，以深化内容记述，这是《萧山市志》在学术上的第一个创新和突破。与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合作完成的《社会课题调查》（第5册）专集，就市志攸关民众吃、穿、住、行、教育以及“以事系人”“以人系事”等缺乏鲜活资料的实际状况，展开系统调查和口述访谈，并从调查样本和口述资料中整理出相关内容，以弥补市志所缺的最新资料，充实了官方文献所缺的社会舆情资料，较为圆满地解决了社会内容资料短缺的问题。通过增加这些内容的记述，市志内容当中有关各种机构部门的“官谱”色彩有所淡化，以“衙门”机构之“文牍档册”汇编成志的成分有所弱化，而增强了具体内容，记述有骨有肉、经络分明，纵横交织，赋予市志贴近大众、亲近社会的综合著述形象，更具有社会文献价值的功能。

    《萧山市志》坚持“无根之语不得入文”的原则，将注释列为志书的体裁之一，这是《萧山市志》的又一个创新和突破。该志以注释为体裁，在衔接1987年版《萧山县志》、记载《萧山市志》下限外内容、衔接志稿相关历史背景和珍贵资料、注明资料出处等方面被广泛使用，起到了与正文主题呼应和延伸的作用。而其叙事方法灵活多样，主要采用了边注的叙事形式，除通常的注年代、注地名、注人物、注称谓、注互见、注文号外，更有特色的是注限外内容、注诸说争议、注正误存佚、注资料出处、注背景缘由、注观点凭据等。全书页边注有2000多条，一些注释内容甚至超过正文分量，其形式和内容兼具解释性、说明性、追记性、评议性、延伸性等功能，并且克服了方志“一般不注明出处”的志弊，秉承“多闻阙疑、无徵不信”的著述原则，既增强了市志的规范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又从叙事方法上打破了“千志一面”的呆板形式，赋予“述而不论”新的内涵。

    《萧山市志》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方志立身延续的法宝是：其一，方志能否提供有价值的综合资料，关键在于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是否系统全面、记述是否有深度和力度、反映历史与现状是否客观真实。其二，拒绝平庸、浅薄和“一时之言”，而需要有深度、有个性、有历史视野、自成理论体系的、具有丰富内涵和过程感的文献资料著述，方志是集思广益、体现众人智慧，对一个行政区域历史与现状全描式的集体回忆的总结和提炼，呈现是社会民众共同参与和创造、地域和时代发展特点鲜明的真情实景，这样的方志是社会变迁的过程的客观系统反映，是昨天历史的再现，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永远不会过时。其三，方志有没有价值、好坏与否，能否“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能否经世致用，要由历史和时间来检验，要由来者说了算。当代方志经过30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萧山市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和范式，它呈现了一部严谨的“科学资料集”的新志形象，为体现新方志的价值以及方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借鉴。

    （作者单位为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萧山市志》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