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未见如20世纪80年代的《野山》那样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深化的创作精神,为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普通中国农民谱写心灵变迁史的电影了。日前,有幸先睹牛建荣编导的新片《伞头和他的女人》,此种愿望得到了满足。
这是一部描写普通农民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婚姻爱情故事的电影。聂得人与吕翠花青梅竹马,有共同的文化爱好和精神追求,一个是唱民歌的伞王,一个是最佳的配角,彼此相爱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由于贫穷,翠花娘硬要逼聂得人拿五千元彩礼方可娶走吕翠花,限期两个月。从小失去双亲而又忠实于自己爱情的聂得人,只好拿倚仗钱势要抢夺吕翠花并打伤了自己的杨红卫所赔偿的医疗费为押金,租了辆拖拉机拉货赚钱来凑彩礼。他自己不会开,便雇了女司机张爱兰。然而,杨红卫很快靠钱硬逼翠花娘把翠花嫁给了他。迎娶路上,正碰上了外出拉货归来的聂得人与张爱兰。这如晴天霹雳,令得人心痛欲碎。已经在共同运货中爱上了他的勤劳真挚的爱兰,陪他借酒消愁,并悉心抚慰,甚至主动与他发生了关系。在这种情境下,可以说,得人在爱兰逼迫下结婚了。又谁料,杨红卫强娶翠花后竟缺乏起码的对人的尊重,翠花的真爱还在得人那里。几年后,翠花离婚了,独立养着孩子奔奔。得人与爱兰也有了女儿青青,但他的真爱仍还在翠花那里。他想“偷偷地帮翠花开澡堂”,却在与翠花去县里澡堂取经时情不自禁被翠花拖去“包房同浴”,被杨红卫窥见抓了现行。于是,他与翠花离婚了。一对有情人——得人与翠花终于走到一起,进城靠唱民歌创造幸福生活。好景不长,杨卫红再娶,新欢点名出重金要伞王聂得人前去唱和,得人鄙其卑劣,誓不肯从,双方撕打起来。翠花赶至,眼见丈夫被恶人杨红卫一帮人打倒在地,情急之下,捡起一块砖头照杨红卫头上拍去……惨案发生了,翠花被判服刑20年。爱兰闻讯,找到得人与奔奔,百般安慰。得人探监,翠花也含泪要得人“回爱兰那里去”。然而,由于翠花在监中不能与得人办理离婚手续,因而得人与爱兰也就办不成复婚手续。得人与爱兰相濡以沫,含辛茹苦,共同培育奔奔和青青成长。快20年后,奔奔大学毕业在城里医院当了大夫,还有了未婚妻。但好人多难,命运多舛,爱兰不幸吐血,查出已是癌症晚期。考虑到奔奔结婚花费大,她坚持要把饭店赔偿款的大部分都分给非亲生子奔奔,引来亲生女青青的不满。翠花再过5天就要出狱了。爱兰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一边派奔奔去接亲妈回家,一边幸福地听到得人真诚而动情地回答她“现在真爱您了”。翠花回家了,爱兰深情地对她说:“请求您明天与得人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后天才好与他补办复婚手续,我需要这个名分;等我去世,您们再复婚。”这话,发自肺腑,感天动地。次日,善良厚道的爱兰便辞世了。片末,在洁白无瑕的雪路上,得人遵守爱兰的临终遗嘱,去村口迎接在城里奔奔家住不惯而归家的翠花——我之所以不惜笔墨,详尽复述了影片展示的这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是因为这故事通人心、接地气,其间蕴含的人生爱情况味和人生哲理,足以发人深思。
首先,影片“化人”,启示人们真正懂得人世间什么样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影片以生动的形象和揪心的故事雄辩证明:杨卫红与翠花的婚姻有金钱而无爱情,因而是不道德的,是注定要解体的;而得人始与翠花、后与爱兰的结合,才是以精神文化追求的一致性和在患难与共的人生拼搏中产生的真爱为基础的,因而才是道德的。
其次,影片“养心”,陶冶人们真正懂得珍惜两性间的纯洁爱情。有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但有婚姻未必真有爱情。不仅杨卫红与翠花的婚姻没有爱情,而且就连爱兰开始单相思乘得人情感失落“逼”来的婚姻也缺乏爱情,因而一遇风波即刻解体。可以说,爱兰正是从自身的婚姻挫折中吸取了人生营养,懂得了应当如何宽容和关爱对方,在相互体贴中培养爱情。唯其如此,当翠花入狱后爱兰与得人虽未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却真正在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中培养了与日俱增的爱情。爱必须时时生长,婚姻才能真正持久。为什么爱兰明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却一定要恳求得人大声反复对她说“现在爱您了”呢?为什么她一定要在临终前正妻子的名分呢?就因为她曾饱尝过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痛苦,如今她要享受真有爱情的婚姻的幸福。从她对爱情的这番悲欣交集的人生况味中,观众足以怡养心性、净化心灵、感悟爱情的真谛。
再次,影片中仅杨卫红是为钱异化心术不正者,伞头和她的女人皆为有点过失的好人。他(她)们虽确为情所激在两性关系上曾触犯过底线,但其情感与精神的指归都是奔向真善美。称影片的价值取向是引人向真、向善、向美,诚不为过。
编导牛建荣的电视剧作品如《喜耕田的故事》《湖光山色》等看过好几部,而电影作品这是第一部。他涉足电影起点不低,既发挥了自己“农民编导”熟悉生活、感悟生活的审美优势,又在驾驭电影语言和银幕造型上显露了可贵的艺术才华。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