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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24日 星期五

    行走在古老而年轻的胡同里

    作者:王彬 《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24日 13版)
    砖塔胡同
    景阳胡同
    被拆除的天桥市场斜街

        胡同的本质是居住空间的重要元素,是四合院的延伸,是从“公众场所”到“私密场所”的过渡。

        由于北京历史悠久,在胡同里,往往分布着众多的历史遗迹。胡同不仅是城市的肌理,而且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胡同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无论怎样的呵护都不为过,因为这是每一位北京人的城市记忆,是律动的北京的生命之源。

        一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这是三千多年以前的诗句,题目是《大田》,收录在《诗经》“小雅”中。这四句诗,前两句描写云和雨的形态:云,蓬勃浓郁;雨,充沛丰盛。后两句则是农夫对雨的期盼,希望这雨首先落在“公田”内,之后通过“遂”(田里挖掘出的小沟渠),流到自己的“私”田里。“公田”是什么意思,农夫为什么希望雨要首先落到公田,而不是自己的“私”田呢?

        这就涉及到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了。根据《孟子》一书记载,滕国的君主滕文公,有一次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之策,孟子向他谈了自己的理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是说,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井是正方形的,有九百亩,划为九份,每一份是一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属于领主所有,其余八份则是领主分配给农民的,称“私”田。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按照当时的制度,八户农民首先要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便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曲折表现。如果在九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份,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形状。

        这种把土地规划为九等分的制度,反映在疆域上,便是天下分为九州;反映于城市建设,则是“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国”,指周天子王城,相当于今之首都。天子居一份,称宫城,位于王城中央。庶民、官员的住宅与市场用地居八份,围绕在宫城周围。元大都与明清北京便是这个思想的产物。

        即使到了今天,在二环路以内,北京依然保存了历史格局——紫禁城居中,周围是百姓居住的区域,只是道路拓宽,城垣拆掉修筑环路,仍然保持了井田制的基本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二

        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周天子居住的城市是方形的,四面是城垣,每面开辟三座城门。南与北的城门相对,东与西的城门也是相对的。城门下面是干道,这样南北与东西便各有三条干道。每条干道上可以并排行走九辆战车。周天子居住的宫城外面是百姓居住的“里”,里的中间置“社”,祭祀土地。“社”的周围是住宅,住宅之间的道路称“巷”。《诗经》中有一首题曰“叔于田”的诗歌,颂扬一位叫“叔”的青年猎人的豪迈与英武:

        叔于田,

        巷无居人。

        岂无居人?

        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

        为什么无人?因为,巷里的居民都到郊野看漂亮的“叔”打猎去了。两千多年以前,“巷”已经出现了。

        巷,通过次干道与干道相接,成为城市道路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于城市中的干道,巷,属于微型道路,其宽度,专家考证只能并排行走二至三辆战车。巷之外,还有更窄的道路——支巷,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曲。这种在里中辟巷,巷侧筑宅的格局,被后世保留下来,不仅成为富有情趣的生活空间,而且转化为诗人吟咏的素材。唐建中年间,少年白居易来到长安谒见名士顾况,顾况见白居易如此年轻,便对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至见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立即改口:“有此句,长安居亦容易,老夫前言戏之尔。”话虽如此,年轻的白居易委实没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宅,只能借寓永崇里的华阳观,他在一首诗中描述那里的环境是:“季夏中气候,烦暑自此收。萧飒风雨天,蝉声暮啾啾。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残夏的风雨把槐花催落,车马无踪,没有车轮碾压诗人的梦境,盈巷的槐花美丽极了。二十年以后,白居易在长乐里购得东亭。后来,又迁居到昭国里,由于官俸微薄,只能购买曲附近的住宅,周围的环境也是“槐花满田地”,车马稀疏。对此,白居易宽慰自己是“务嫌坊曲远,近则多牵役”,居住偏远可以免去许多俗务的干扰,因此偏僻也有它的好处罢!巷,这种充满幽静的生活情态的道路形式,元以后,在北京,以胡同的姿态出现。

        三

        从元大都算起,胡同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元人李好古写过一出《张生煮海》的杂剧,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说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带着书童,从广东的潮州到大都赶考。这个年轻人,姓张名羽,表字伯腾。“生”,是年轻的意思,姓张,又是年轻人,于是在题目中简称张生。东海龙王的第三个女儿琼莲,厌倦了海里冷清的生活,渴望人间繁华,带着丫鬟,也来到大都。张生借宿在石佛寺(位于今天的辟才胡同),晚间焚香弹琴,吟诗自娱。诗曰:

        流水高山调不徙,钟期一去赏音孤。

        今宵灯下弹三弄,可使游鱼出听无?

        龙女闻琴而至见到张生,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张生很想知道龙女住在什么地方,以便再次相见,但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询问,便让书童问。由于身份悬殊,书童不可以直接问龙女,只能去问她的丫鬟。丫鬟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是元大都时期的北京话,翻译成现代的北京话是:“嘿,你去西四路口砖塔胡同派出所来找我。”“兀那”的“兀”,是发语词,无确定含义。“那”,是指定代词。两个字合在一起,仍然是作为一种指定代词;“羊市”,即阜成门内大街的东段(西四路口以西,赵登禹路以东),原称羊市大街。“角头”,是路口的意思。用今天的表述,“羊市角头”便是指西四路口;“砖塔儿胡同”中的“儿”字是名词后缀,是北京人的一种发音习惯,去掉“儿”,即砖塔胡同,位于今之西四路口西南;那么,总铺是什么意思呢?在封建时代,坊巷之内设有军巡铺,每个军巡铺内有三五个士兵,用来防火防盗。若干个军巡铺之上设总铺,领导军巡铺进行活动。

        对于书童的询问,龙女的丫鬟答复得很明确。至于为什么要书童到“总铺”门前寻找她,丫鬟没有解释。难道她们住在“总铺”里面吗?当然不会。这当然是一种嘲谑与调侃。但是,无论怎样,由于丫鬟的精确指点,使得张生能够再次与龙女相见,从而演绎出一段美满的姻缘。

        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在元代杂剧中,属于上乘之作,被收录到臧懋循的《元曲选》中,是了解当时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读本而早有定评。

        那么,从北京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胡同是什么?

        胡同是道路的一种特殊形态。

        关于大都的道路,元人熊梦祥在他所著《析津志》“街制”中有这样的记述:

        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

        火巷,是为了防火而在房屋之间开辟的狭长形状的空地。这是一个颇为古老的词汇,《宋史》中讲述一个叫赵善俊的官员到鄂州做太守,莅任的那天,恰好城里燃起大火,为了避免再度发生这样的灾难,赵善俊“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火巷后来成为街巷的代称。

        衖通,熊梦祥说,“本方言”,是哪里的方言呢?熊梦祥没有解释。

        按照通常的解释,“衖”,同“巷”,是指里中的道路。唐代诗人李贺在《绿章封事》中有这样两句诗:“金家香巷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通”,有到达、通畅之意,在这里与“衖”相连,其意思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下一个朝代,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有一个叫张爵的人,刻印了一部《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张爵做过锦衣卫高官,有条件接触北京的地名档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胡同亦书之”,在他这部《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中“衖通”写为“衚衕”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在臧懋循编辑刻印的《元曲选》中,“衚衕”作为一个特定名称,大量出现在元人的杂剧里。关汉卿的《单刀赴会》:“直杀出一个血衚衕。”一位佚名作者在《孟母三移》中设计了这样一句对白:“辞别了老母,俺串衚衕去来。”“串衚衕”这个特定语汇,北京人今天还在使用,既古老又新鲜,洋溢着夭矫的文化姿态。

        崇祯初年,一位叫释新仁的僧人根据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刊本重刻了一部叫《四声篇海》的辞书,其中收有“衚衕”一词,指出:“衚衕,街也。”又说:“上胡下同,今呼通街衚衕。今增。”对于“衚衕”这个称呼,释新仁特意标明“今增”,说明衚衕在当时还是新词。但是,为什么称为衚衕,释新仁没有解释,而曾经做过宛平县令的沈榜在《宛署杂记》中的解释是:“衚衕本元人语”,又说:“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然二字皆从行,殆我朝龙兴,胡人北徙,同于荒服,亦其谶云。”认为衚衕是取自“胡人大同”而且迁回到北方的意思,这样解释是牵强的。

        今人考证,“衚”字晚出,衕字则在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之前便已经出现。许慎的《说文解字》对“衕”的解释是:“通街也,从行,同声。”宋人楼钥《小溪道中》:“后衕环村尽遡游,凤山寺下换轻舟”,把衕这个字写入诗中。

        把衚与衕联系在一起,组合为一个词,虽然产生于元代,但是大规模出现则是在明朝中期以后。衚衕,后来被简化,写作胡同。

        胡同一词在蒙古语里是水井之意,是汉语对蒙古语水井的译音。生存离不开水,有聚落的地方必然有水井,围绕水井逐渐形成居住的街巷。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无论是明,还是清关于北京地名的著作,往往在街巷之下注出水井,“井一”“井二”之类,说明水井与街巷的密切关系。

        在上面的引文中,熊梦祥记录大都有384火巷,29条衖通,也就是29条胡同。火巷与胡同,二者是什么关系,熊梦祥没有解释。从数量上看,火巷远远多于衖通,大约是它的13倍。究竟何者是火巷,何者是胡同,熊梦祥也没有解释。我们只能从行文的次序判断,火巷的等级高于胡同。而29条胡同,具体而言,包括哪些胡同?可惜,由于史料缺乏,绝大多数不见记载,只有砖塔胡同,不仅有名称,而且有实体保存下来,这是北京最早的胡同,是胡同之根。

        四

        明以后,胡同作为北京道路的特殊名称大量出现,并且成为主要称谓。胡同,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根据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的统计,当时北京有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40﹪。清代末年,在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有2211条街巷,1121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0﹪。1949年前后,北京城内的街巷达于高峰,约有3216条街巷,103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2﹪。

        20世纪80年代,据统计,当时北京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城区,有2352条街巷,1204条胡同,约占总数的51﹪。街巷数量减少,但胡同的数量却增加了。原因是,1965年北京市政府整顿地名,把许多标志性的地名规范化,在词尾缀以“胡同”二字。90年代以来,随着危改提速,北京的胡同急剧消泯,从而引起了专家与百姓的忧虑。

        为什么要忧虑?其道理既复杂又简单。

        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里,有一段文字介绍大都的道路有四种状态。即:大街、小街、火巷与胡同。其中大街二十四步阔,约折合今之37.2米;小街十二步阔,约折合18.48米。那么,火巷与胡同呢?熊梦祥没有解说。20世纪60年代,文物工作队在和平里光熙门一带进行钻探,发现那里道路的宽度大约是9.24米,相当元人的六步。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就是胡同的宽度。我认为不是,这应该是火巷的宽度,而胡同应该窄于这个尺度,或者是三步,约当今之4.62米。砖塔胡同均宽四米,便应该是元代胡同宽度的遗存。

        那么,什么是胡同?或者说,胡同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其一,北京的胡同大部分是笔直、平坦的。而且,绝大多数采取东西走向。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是胡同的走向决定住宅朝向。东西走向的胡同,决定了四合院可以采取坐北朝南的位置。北京是大陆性气候,坐北朝南的住宅易于采暖通风。

        其二,胡同是一种狭长形态,长度远远超过宽度。以明代遗留下来的胡同,东四头条到九条(明代叫头条胡同、九条胡同)为例,其中,头条长193米,宽5米;二条长386米,宽9米;三条长722米,宽8米;四条长726米,宽7米;五条长781米,宽7米;六条长715米,宽9米;七条长724米,宽9米,八条长717米,宽8米;九条长718米,宽7米。头条与二条由于后世的影响,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省略不计。剩余的七条,总长5103米,总宽64米,长与宽的平均比例是1.07﹪左右。

        东四一带的胡同在众多胡同里是宽阔的,在北京,一般的胡同宽度保持在6米至3米之间,相对于内城,外城的胡同更窄,与内城同等长度的胡同相比,长宽比自然更为悬殊。

        其三,胡同两侧基本是单层建筑物。明清以后,基本是四合院。街道的立面高度一般在3米左右(临街地平至建筑檐下),胡同的宽度一般在3米到6米之间,如果是6米,二者之间的比例是2/1,如果是3米,二者的比例是1/1。

        在外城的商业区,由于级差地租的缘故,两侧的商业性建筑往往采取传统的两层木构架的形式,其檐口高度一般在6米左右,如果胡同的宽度以6米计算,那么高与宽的比例是1/1,如果胡同的宽度是3米,那么,二者的比例是1/2。

        根据美学原理,当道路的空间尺度,高宽之比,如果在1/1至2/1时,道路的空间保持一种平衡状态,行人在道路的一侧,他的视野可以覆盖对面建筑物的全部,并会产生适当的围合感。北京大多数胡同,给人以亲切感的原因就在这里。

        其四,由于北京历史悠久,在道路上,往往分布着众多的历史遗迹。这样的道路不仅是城市的肌理,而且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在北京,这样的道路往往称为胡同。

        这种根据城市功能安排街道布局是十分科学的。我们很难想象,一座城市所有的街道都是一个尺度,很难说,居住在城市干道两侧是优美适宜的,人类的居住要求安详、静谧,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如果说,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那么胡同则是中国传统居住环境的代表,可惜我们认识不够,而更多的只是从交通的角度考虑,胡同似乎只剩下出行一种功能了。这当然是失之偏颇的。胡同的本质是居住空间的重要元素,是四合院的延伸,是从“公众场所”到“私密场所”的过渡。美好的胡同应该是一种“半私秘”状态,人类的居住,按照古人的理想是“居之安”,胡同则提供了这样的理想形态。然而,随着北京人口的急剧增加,胡同这种“半私密”的功能正在逐渐减退,慢慢转化为“准公共场所”了,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忧心的现象。

        胡同是古老的,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相对巷,胡同又是年轻的,无论怎样的呵护都不为过,因为这是每一位北京人的城市记忆,生活中散射出来的各种光芒都要在这里聚集。胡同是律动的北京的生命之源。

        (作者王彬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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