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任让沟通变得更复杂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医生，我有时会悲观自问：彼此信任、和睦共处的医患关系，究竟何时才能实现？与我一样悲观的同行不在少数，医生群体普遍生存在两极情绪中，虽内心坚信身为医者的神圣，但糟糕的职业体验又不断消磨着这份坚信。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中青年医生，不再热爱这份职业，不再有钻研精神。“救死扶伤”，原本重如千斤的四个字，渐渐转化为疲于应付、明哲保身。这不只是行业悲哀，更是全民悲剧。

    医生的艰难抉择，时刻都在发生。比如两周前，普通内科的一位晚期患者病情危重，到了弥留之际，此时医生必须做出选择：是否在最终时刻进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心外按压、电除颤等临终抢救？依据国内现行规则，医生须让患者或家属充分知情，并由家属做出最终选择。若家属同意使用“创伤性”抢救措施，医生应写下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并请家属签署知情同意；若家属放弃“创伤性”抢救措施，医生也须写明后果并请家属签字确认。在患者等待抢救的危急时刻中，医生还必须与毫无医学常识的患者进行如此复杂的沟通，可见这争分夺秒的沟通多么意义重大。而有时，临床医疗面临患者痰堵、窒息等紧急情况，现场家属却不愿做主，或各持己见不能统一，危急之中也需要医生尽快取得沟通结果。另一种情况，患者突然出现危及生命状况，没有时间与患者家属沟通，医生必须先行采取措施救助生命，之后再同家属沟通，解释……可见，沟通工作，比纯粹的医务工作更加困难、耗时，也更加风险难测。

    在临床常见的患者临终场景中，医生往往是被辱骂、被殴打的对象。多年来，辱医、伤医、告医、索医已经不是什么社会新闻。以至于，高考生的家长都在担忧孩子上了医学院后，一年之中会被打几次？之前我也写过一些正能量文章，如“喧嚣和困扰中坚守医师职业精神”，比如“看他的背影我很享受”等。但此次提笔我十分“吃力”，因为我希望释放的正能量，总是遇到坚硬的、难以解决的现实。我能代表最热爱这个行业、最坚守职业道德的一批医生，到今天，我们却时常处于困惑纠结。医学殿堂不复神圣，医生下班时会为了今天没被侮辱伤害而倍觉庆幸，这虽讽刺却无比真实。

    医患沟通难、矛盾深，涉及着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健康。问题症结所在是医患之间信任缺失。因此才需要不断地知情告知，不停地签字画押。我很难忘某天带着一名住院医师与家属沟通时的一个细节：当我描述到不插管又不能使用任何镇静剂时患者将会承受的痛苦，我留意到那位住院医师的眼睛瞬间红了。这位住院医师身怀六甲，博士毕业后接受正规的住院医师培训，在病房连续陪伴这个患者已经超过14小时。我知道，医生的同情心从未远离。所以我们还是要怀揣希望，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陈旭岩 作者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重症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