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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几十年来广为传唱，但鲜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作者吕其明。因为参与编写《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一书的缘故，笔者有幸采访了吕老，得以当面聆听他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吕老的父亲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平国立农业大学，随后回乡从事教育工作。“七七事变”后，吕惠生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筹集粮饷弹药。1939年冬，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吕惠生被列入暗杀黑名单。无奈之下，吕惠生带领全家老小在一天黑夜逃出县城，投往新四军江北游击队驻地半塔集。那一年，吕其明年仅9岁。“从此，新四军就成了我们的新家，我的命运从那时起就和革命紧紧连在了一起。”吕老回忆道。
记忆的匣子一旦打开，往事就像洪水奔涌而来。1940年春，10岁的吕其明参加新四军抗敌剧团，投入到抗日文艺宣传工作中。“我那时还没有变声，合唱时就让我唱女高音声部。”吕其明回忆说。
1940年，日寇扫荡频繁，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抗敌剧团的演员和部队战士一样，主要吃苞米面、绿豆、白薯，菜和盐都很少。“艰苦的岁月里，我却得到剧团里大哥哥、大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帮我洗头、洗衣服，教我识字、唱歌、跳舞、拉二胡。有时剧团和指挥部一起行军，司令员罗炳辉看我人小，怕我累，就让我骑在他的马上。”战火岁月中的甘苦让吕其明至今难以忘怀。
参军不久，吕其明参加了新戏《农村曲》的排练，扮演逃难的小毛，这是他艺术生涯中扮演的第一个角色。至今，吕老仍能清楚地向我们讲述《农村曲》的剧情：王大哥勤劳种地，一家安居乐业。突然日寇侵入，王大哥已出嫁的妹妹一家遭到鬼子残害，夫死子亡，她只身逃回娘家，哭诉鬼子的暴行。乡亲们非常悲愤，提高了民族觉悟。最后，王大嫂送夫参军，杀敌报仇。
1940年秋天，剧团开进鬼子刚扫荡过、大火仍在燃烧的村庄。战士们有的帮老乡灭火，有的搭舞台拉幕布。傍晚，大火被扑灭了，剧团为老百姓演出《农村曲》。末尾，演员们唱起“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敌人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这心头恨……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70多年后的今天，吕其明对当时演出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演出中，台上台下泣不成声。演出刚结束，有几个小伙子就跳上台，当即要求报名参军。
1941年春夏之交，新四军二师的文艺工作者，集中到抗大八分校文化队学习。文化队设有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戏剧系和普通班。吕其明被分配到普通班学习普通乐理。“我特别喜欢音乐，对普通班学的知识感到不满足，常常溜到音乐系旁听。这次学习虽然只有三个月，却为我后来搞音乐打下了基础。”吕其明说。
1942年春末的一个晚上，月亮特别明亮，吕其明听到远处飘来悠扬的琴声。循声跑去，吕其明看到一人正在村头树下拉小提琴，悄悄靠近后，坐在一旁，贪婪地听起来。那人拉完一曲发现了仍陶醉在琴声中的孩子。“你几岁了，父母是做什么的？”来人抚摸着吕其明的头问。吕其明回答后，那人说：“你现在正是学小提琴的时候，好好学，将来一定能演奏出更好听的曲子。”
那人正是大音乐家贺绿汀，那晚他拉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在根据地期间，贺绿汀边给剧团的战士讲授音乐基础知识，边组织大家排练《1942年前奏曲》《垦春泥》《胜利进行曲》及《游击队之歌》。吕其明边参加排练演出，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积累着。
不久，剧团开联欢会，大家都准备了节目。吕其明想起贺绿汀写了那么多好听的合唱曲，也想学着写一个。于是，他根据军号曲调写了一首没有词的四部合唱曲，并在联欢会上指挥着一支自发组成的小合唱队演唱。这支曲子尽管十分幼稚，不成样子，但大家一边笑着，一边鼓掌给予鼓励。从此，文艺娃娃兵吕其明走上了作曲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吕其明与战友们一直活跃在抗日宣传的前沿阵地上，而他本人也在烽火岁月里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文艺战士。吕老感慨地说：“抗战时的经历犹如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让我受到了艺术训练，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吕其明 1930年生，我国杰出的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以其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叙事诗《白求恩》等一批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杰作，开一代先河。
（作者为中英文化交流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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