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的虚拟经济理论

    “风险基金之父”“创业板之父”的称谓，足以表明成思危先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中国经济是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的，不断有新问题出现，及早发现问题，在恰当的时间提出恰当的解决思路，是学者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日益与世界经济融合在一起，如何思考世界经济重大现象的本源，是能否为中国更长远考虑的依仗。虚拟经济研究就是成思危先生独具深邃目光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

问题导向的新视角

    重大问题导向是成思危研究虚拟经济的主要推动力。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美国证券化背后的原因、日本泡沫经济问题，成思危也展开了研究，并从复杂学和系统论的角度研究造成“正反馈效应”“羊群效应”的机制、背后的逻辑及条件。在这些研究中，虚拟资本、金融危机等字眼已成为关键词，从字里行间可以明显看出成思危和这些学者已经感觉到金融危机正在临近。当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成思危与少数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虚拟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一提出就争议不断，许多人认为将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归在虚拟经济名下是标新立异的炒作。但成思危力主创新，坚持研究虚拟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虚拟经济研究正在获得一些重要进展。

“用钱生钱”的理论研究

    成思危很早就说过，虚拟经济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是对用钱生钱方式的一种理论描述。用钱生钱在经济学中涉及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即货币中性问题。成思危说，如果用MPS（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质平衡核算系统）来统计货币对实际GDP的贡献，货币就一定是中性的；如果用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核算实际GDP，货币在虚拟经济发达的条件下就是非中性的。我们称之为“成思危猜想”。

    货币中性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如果在现实中，货币数量可以像铁矿石投入钢铁生产那样，作为要素投入直接参与GDP创造，就意味着货币不是简单的交易媒介，而是可以进入某些部门的投入要素，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经济增长理论。如果在长期，货币数量一方面直接创造产出，另一方面又影响其他产出的价格总水平，货币就会通过影响相对价格关系，以及直接影响收入水平及其分配，来影响资本的流向和流量，从而决定资源配置，这就会动摇当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此外，货币也关系风险生成和系统风险配置，关系现代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因此，货币中性问题在经济学中具有极其关键的意义。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组织十几位博士、硕士和中青年教师，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采集了130多个国家的数据。在反复核实重点国际文献计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做了多种分类的计量研究，其结果完全支持“成思危猜想”。这项研究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虚拟经济研究的信念，为了将这个问题的解决回归到更直接更简单的逻辑上来，我们提供了一些货币直接创造GDP的事实。

    根据SNA的核算原则，制造业企业与餐饮服务业和银行服务业一样为消费者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效用，制造业提供产品，餐饮业提供餐饮服务，银行提供金融中介服务，这些服务提供的效用就是价值，需要计入当年的GDP。而被官方以M1、M2定义的具体货币概念中，除去少量现钞以外，都是不同期限的存款，包括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等。这就是说，无论根据哪个国家的官方定义，所有的存款都是货币。银行与钢铁厂一样也是企业，钢铁厂是将铁矿石加工为钢铁的企业，银行则是将存款加工为贷款的企业；钢铁企业在投入劳动与资本的同时还要投入铁矿石，货币对钢铁企业而言是获得要素投入的媒介，银行不但要投入资本和劳动，还要投入其特有的原材料——存款，即货币。货币在银行业的生产函数中是投入，而不是获得投入的媒介。货币增加就是存款增加，也就是银行投入的增加，这必然造成银行的贷款增加，于是银行提供的中介服务增加，中介服务就是银行创造的净产出，需要计入GDP。当货币成为“生产要素”投入银行的时候，就绝不是什么短期货币冲击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货币创造净产出（GDP或GNP）的真实方式。

    货币创造GDP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就是重复交易。如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一张股票交易的次数越多，证券公司和交易所提供的中介服务就越多，这种中介服务就是经纪服务创造的价值，要计入GDP。重复交易在金融业十分常见，成思危曾经用“外汇交易已经是国际贸易的70倍”来描述虚拟经济膨胀的程度。外汇交易与产品贸易的最大不同就是其中有大量重复交易，房地产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以及其他衍生品市场都存在大量重复交易。

    货币创造实际GDP，创造国民收入，是SNA核算系统之下的不争事实。这就是“用钱生钱”背后的真实故事，它是像生产钢铁需要铁矿石那样的事实，不需要证明。当然，如果按照计划经济的MPS核算原则，金融、房地产等活动不计入财富创造，货币当然就是中性的了。但那样一来，美国根据SNA统计的GDP大约要减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将重复交易与制造业等同起来，是主流经济学逻辑下的核算原则所致。而虚拟经济的研究恰恰是要区别这两类不同的经济活动，指出重复交易等创造GDP方式的虚拟性质。也正因为这种虚拟性质，外汇交易可以脱离贸易和实际投资的需要大幅度膨胀。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这个词之所以不可回避，就是因为它是对应实体经济最恰当的概念。虚拟经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带来繁荣，但也会创造风险，孕育金融危机。

经济结构的新视角与新理论

    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结构是指消费、储蓄与投资，政府税收与开支，进出口以及货币量等形成的总量关系。成思危提出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划分则提供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在经典的国际经济学中，只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国际收支就是自动均衡的，只要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利息率平价规律就会自动起作用，使得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因此贸易收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也存在着自动均衡机制。另一方面，根据经典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一个国家内部，只要实行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供求之间就会存在自动的均衡机制，包括储蓄与投资的均衡。当自动均衡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其结果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状态下，不存在金融危机和凯恩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在解释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各种文献中，多是将次级债务产生的前因后果作为主线来分析叙述，而成思危则要探讨更深层次的逻辑。他要探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次级债，还会有其他“偶然”因素造成这次金融危机吗？从虚拟经济的视角，他看到了虚拟经济自我膨胀的机制，看到了市场经济存在着虚拟性质的经济活动，看到了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

    如果说在最初几年，成思危还只是叙述虚拟经济的性质，以及它怎样为金融危机打下基础，从而寻求偶然背后的必然性的话，那么，最近几年，他和他的学生们开始着手更精准的研究，并试图建立虚拟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型。他提出了虚拟经济的“介稳性”理论，其基本含义为，在极端假定情况下，虚拟经济并不生产实际产品和服务，它与实体经济的互动是其能否存在下去的前提。这种互动分两个方面，一是货币输入，二是其与实体经济的价值交流。这个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但内含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机制，还包含了金融危机的生成条件和必然性，同时也为解释世界贸易失衡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一般均衡角度分析世界贸易失衡，会将过错归咎于中国，如储蓄率过高、资本不流动、汇率机制没有市场化等等，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上述指责提供了理论基础。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唯一可以让美国对世界贸易失衡负一点责任的是财政赤字会引起贸易逆差的理论。成思危的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经济虚拟化（对应去工业化）的时候，其经济的正常运行依赖于虚拟经济的介稳性，依赖于美国经济对外输出金融资产和服务，输入制造业产品和其他相关服务。成思危的介稳性理论指出了世界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来自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在这个结构中人们需要重视工业化和去工业化或经济虚拟化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简单地用储蓄—投资关系来解释。

    从成思危的介稳性理论看，美国再工业化的政策导向是正确的，它改善了美国经济的基本结构。长期大规模量化宽松的货币环境虽然可以再度提振虚拟经济，但对美国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的基本经济结构并无多大改善。这个结构得不到改善，其财政赤字问题就难以好转，美国从根本上改善其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就很难。

科学的方法

    强调方法的科学性是成思危虚拟经济研究长期坚持的原则。他不但重视经济学广泛使用的方法，也十分重视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对方法创新充满兴趣。天津财经大学的肖红叶教授曾经提出“全相资金流量观测系统”的设想，以投入产出方法为基础，以资金流量为基本观测对象，涵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大方面。成思危建议，先搞简单的几个部门的模拟观测，以搞清楚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和意义。南开大学的刘晓欣教授提出用MPS和SNA逆运算方法来衡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差别，并用以刻画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真实情况。成思危对此高度重视，多次提到要加强这类特有方法的研究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这个学术研究方向和团队的发展。成思危是系统论专家，数学功底厚，对当代各发达国家的宏观测度方法也有较深的理解。他注重跨学科的研究项目，特别是跨学科方法的借鉴。林左鸣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的理念，也引起了成思危的极大关注，觉得他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将价值决定描述为“二元融介态”很新颖。成思危很欣赏用一种动态的“态”来描述价值状态，而不是用单一的劳动成本或单一的效用和心理需求。将价值描述为供求两方面因素形成的一种“态”，为研究定价过程从波动到稳态之间的过渡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笔者所知有限，仅介绍成思危虚拟经济的学术成果就难免挂一漏万，何况他学术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结交各方面研究的高手如云，且都愿意与其交流。即将收获的季节，成思危离我们而去，他留给我们的巨大遗产，不仅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未来，还影响着经济理论的未来。

    （作者系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